林砚的宿舍在故宫西华门外的老胡同里，是间十来平米的小平房，墙皮剥了块角，露出里面的青砖。桌上摆着半盏凉透的茶，搪瓷杯沿有个小豁口，是早上从值班室顺来的——老周说“这杯子跟着修复组三十年了，修过的斗拱比你见过的都多”，他听着这话，鬼使神差就带了回来。桌角的铁皮饼干盒里装着爷爷留的老木凿，木纹里还嵌着当年修榫卯时蹭的木粉，凑近闻能嗅到淡淡的松木香，和故宫里的老木头一个味道。
现在，他坐在桌前，台灯的光打在摊开的笔记本上，纸页泛黄得像深秋的银杏叶，边缘卷得厉害，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千百遍。这是曾祖父林墨臣的笔记本，民国二十三年的物件，封面是牛皮纸的，“林墨臣”三个字用钢笔写的，笔锋偏软，却在“臣”字的竖钩上顿了一下，像是故意用力，墨渍晕开一小团，像个没擦干净的泪痕。指尖划过“臣”字的顿笔处，能摸到墨渍凝固后的凸起，像块没化开的疙瘩，不知道是曾祖父当时手颤，还是故意留的记号。
“得看看，总得看看。”林砚对着空气喃喃，手指在纸页上悬了半天，才敢轻轻碰上去。纸页薄得像蝉翼，指尖能摸到铅笔划过的凹凸感——那是曾祖父画的万春亭柱础测绘草图，线条歪歪扭扭，却标得很细：“柱高三尺二，础径一尺八，年移一毫，方向偏东。”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入职前托人从故宫档案馆复印的“近年柱础位移监测数据”。纸张是新的，油墨味还没散，上面印着表格，万春亭那一行的数值格外刺眼：“2023年监测值：4.8毫米，位移方向：东北偏东，超出安全阈值3.8毫米。”
林砚把两张纸并在一起，台灯的光刚好照在重叠的地方。曾祖父的草图上，柱础与地面的接缝是一条细如发丝的线，而数据单上的示意图，那条缝宽了近三倍，像一道没愈合的伤口。他拿出一把直尺，按草图上的比例量了量，又对照数据单换算，手指在纸上划来划去，突然停住——按曾祖父“年移一毫”的记录，从民国二十三年到现在，正常位移应该是9.1毫米，可实际只有4.8毫米，中间差了近一半，像被人硬生生掐掉了十几年的痕迹，断得干干净净。
“怎么会少这么多？”他皱着眉，指尖在数据单上敲了敲。难道曾祖父的记录错了？可笔记里的每一页都标着日期，甚至写着“测量时晴，西北风三级”，细致得不像作假。还是说，中间有几年位移停了？或者……有人动过柱础？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林砚就打了个寒颤。他想起第一天老周说的“万春亭是镇物，动不得”，想起值班室墙上《故宫修缮禁忌录》里的“柱础动则龙脉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发紧。
他把笔记本往后翻，纸页哗啦啦响。大多是曾祖父的工作记录，比如“今日修太和殿东配殿瓦当，用糯米灰浆三成”“与叶工匠议景山暗渠疏通，明日动工”，偶尔有几页画着榫卯结构图，标注着“蚂蟥榫”“自锁卡榫”的尺寸，旁边还有小字批注：“此榫需用楠木，松木易裂。”有一页的角落画着个小小的斗拱简笔画，旁边写着“阿砚若学修造，当知榫卯为骨”——“阿砚”是爷爷的小名，原来曾祖父写笔记时，早想着要传给后人。
翻到第37页时，林砚的手指顿住了。这一页没有文字，只有一张半完成的测绘图，画的是万春亭的柱础截面，中间用红铅笔圈了个小圆圈，旁边写着“此处有隙，需填草木灰”，可后面的字被撕掉了，只剩下半截“明”字，像个没说完的秘密。撕口很整齐，不像是不小心扯破的，倒像是用刀片割的，边缘还留着一点淡红色的印子，不知道是墨还是别的什么。
“明什么？明代的东西？还是明天处理？”林砚盯着那半截字，心里直打鼓。他想起爷爷给笔记时说的“你曾祖父当年，藏了不少事没说”，难道这半截字就是线索？
他把笔记本凑到灯下，仔细看那撕掉的边缘，纸纤维还很清晰，不像年久自然破损，倒像是被人用手撕的——边缘有不规则的毛边，还有一点淡褐色的痕迹，像是干涸的水渍，又像是……血迹？他赶紧用指尖蹭了蹭，痕迹没掉，反而沾了点细微的纸粉，凑近闻没有异味，倒让他心里的疑团更重了。
“别瞎想。”林砚拍了拍自己的脸，试图把诡异的念头压下去。他拿出手机，想搜搜“民国二十三年故宫柱础修缮记录”，可信号在老胡同里断断续续，页面加载了半天，只跳出“1934年，故宫博物院修缮景山五亭，工匠林墨臣参与”的一句话，再往下就没了。下面的内容像是被刻意删掉了，只剩下一片空白，连“参与人员”“修缮成果”的栏目都空着。
他关掉手机，重新看向笔记。在那张半完成的测绘图下面，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淡得几乎看不见，得眯着眼才能辨认：“叶工说，此隙非年久所致，是人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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