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郑国强汇报完“跨省诈骗案”的所谓协作细节后，刘世友走回办公室的每一步都踩在紧绷的神经上。表演“向前看”需要耗费比真正调查更多的心力。推开门，冯浩川和林倩都在，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高强度运转后的疲惫感，以及更深的、几乎化为实质的困惑。
“郑局那边应付过去了。”刘世友解开领口最上面的扣子，呼出一口浊气，“我们时间不多，也不可能更多。在现有的框里，我们必须挖得更深、想得更透。浩川，你的模型，关于那个‘情感决策核心’的推演，有没有更具体的输出？”
冯浩川将笔记本屏幕转向他。上面不再是复杂的公式或图谱，而是一段简洁的文字描述，是基于所有已知案件受害者特征（包括董志华、王大海）、筛选逻辑演变以及“导师”通信风格分析后，模型生成的心理侧写摘要：
“核心驱动力并非泛化的愤怒或理想主义，而是根植于高度具体、切身、且被系统证实‘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解决’的个人惨痛经历。创伤类型可能涉及至亲被害且司法完全失灵。由此产生的不是沸腾的恨意，而是一种冰冷的、抽离的‘实验者’心态：将外部世界视为一个充满缺陷的、需要被‘修正’的系统，将特定人群视为系统中的‘错误代码’或‘待清理变量’。其‘正义’标准高度个人化、绝对化，且具备极强的逻辑自洽性，甚至能赋予其行为某种悲壮的‘使命感’。情感温度极低，决策极度理性，追求行动的‘精准’、‘高效’与‘象征意义’远大于宣泄需求。可能具备极高的智力与专业素养，擅长利用和隐藏于系统内部。”
这段描述，几乎是为王思淼量身定做的剧本。尤其是“至亲被害且司法完全失灵”、“冰冷的实验者心态”、“隐藏于系统内部”这几句。
“这是基于输入所有参数后，模型计算出的‘最高概率拟合画像’。”冯浩川的声音有些干涩，“当然，它也可能拟合其他未知个体。但结合我们已有的历史碎片……”
他没有说完。不需要说完。
林倩切换了她面前的屏幕，展示出一张复杂的关系时序图，节点和连线密密麻麻。“我尝试构建了一个‘弱关联网络’，将我们目前所有涉及的人物（王思淼、王思雨、周小梅表姐、‘小树’、周启明、曹岳凡、董志华、王大海……）、机构（省医学院、阳光社区服务中心、明德基金会等）、事件（旧案、图书馆项目、博客、死亡事件）以及符号（火焰剑刃及其变体）按时间线排列。”
她用激光笔指向图表中心一片最密集的连接区域：“无论我如何调整参数和连接权重，有一个人物的节点，始终处于这个潜在网络的拓扑中心。她不是所有连接的起点，但却是最多关键路径交汇、且能对网络其他部分施加最大‘理论影响力’的点。”
那个中心节点的标签，是 “王思淼（早期至今）”。
“当然，”林倩迅速补充，语气回归技术性的客观，“这纯粹是基于公开信息和已知关联的图论分析。‘中心性’高只说明她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历史社会关系模型里位置关键，不代表她在现实中做了任何事。很可能，她只是恰好是一个社交广泛、经历特殊、且学术领域与这些话题相关的学者。”
又是“巧合”。但巧合到了这种密度和中心度，本身就构成了最强的异常信号。
就在这时，唐晓婷推门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薄薄的文件夹，脸色比平时更加苍白。她没有回法医中心，而是直接从外面过来。
“抱歉，没打招呼就来了。”她的声音有些紧，“我刚从市档案馆回来。以‘研究二十年前女性被害案件社会支持系统演变’的学术课题名义，申请调阅了……我姐姐王思雨当年案件的部分非核心卷宗材料。”
办公室内瞬间安静下来，连空气流动的声音都清晰可闻。这是唐晓婷第一次如此直接地、以个人身份介入对王思淼过往的探查。
“我重点看了当年证据链部分，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存疑’或‘来源不清’的物证记录。”唐晓婷打开文件夹，抽出几页复印纸，她的手有些微不可察的颤抖，“其中有一项，是一枚在案发现场附近草丛里发现的、不属于死者的廉价纽扣。当时勘查记录认为，纽扣可能是无关人员遗落，与案件关联性弱，未做深入追踪。”
她将一页现场物证照片的复印件推到桌子中央，指着边缘一个模糊的物件：“就是这枚纽扣。记录显示，它被提取后，按规定应送入物证室保管，但入库记录和后续的几次复查记录里，关于这枚纽扣的保管状态描述……存在微妙的、前后不一致的涂改痕迹。比如，最初的入库单上标注‘轻微污损，完整’，但三个月后的一份内部核查表上，同一枚纽扣的备注变成了‘边缘锈蚀，保管良好’。而当时负责物证室管理的一名辅警，在案发后一年左右，因‘健康原因’调离了岗位，不久后举家迁往外地，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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