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床医生走后，王国璋对大家说：“我去和仇主任再询问沟通一下，你们在这陪着柳女。”
说完，步态蹒跚地走出了病房。
他没有往科主任办公室走去，而是乘电梯，下到了昨晚他和柳女坐过的花园。
因为天气酷热，花园里没什么花草，有的枯死了，有的耷拉着叶子，只有几棵栾树、朴树、糙叶树和柞木等高大落叶乔木枝繁叶茂，显露着生机。
王国璋坐在昨晚柳女坐过的木凳上，感受着她的余温。
他的心头倒海翻江，无法平静：
中期肝癌，术后复发率高，生存期短，一旦出现无法预见的后果，留留将失去妈妈，而留留仅仅一岁多。
自己的渐冻症虽有克里斯蒂安教授的精心治疗，生命也至多十年，也就是说留留在十岁时将失去双亲。
那时，柳宗苑可能也不在了，王诗诗那双稚嫩的肩膀，如何挑得起代行职权管理柳氏集团公司和留留“父母”这两副重担？
手机震动着，是管床医生发来的微信：
【下午五点，签手术同意书。听仇主任说，你询问过换肝的事。中期肝癌，肝源匹配难度极高，但亲属配型成功率相对较大】
一行字，像浸了墨的冰锥，猝然扎进他眼底。
王国璋指尖划过屏幕，停在“亲属”二字上。
岳父柳宗苑年事已高，柳女是独女，剩下的，只有他这个女婿，和他们刚满周岁的儿子。
他想起不久前，他走到婴儿床前，柳女正哼着侗族童谣哄孩子睡觉，小家伙攥着拳头，睫毛在暖黄的灯光下投出细密的影子。
这是柳女拼了半条命生下的孩子，试管婴儿、子宫宫壁薄、胎位不正、难产等险些让她没挺过来。
如今孩子会咿咿呀呀喊“爸爸……妈妈”了，柳女却躺在病床上，看药水和营养液顺着透明的管子，一点点流进自己即将枯萎的身体里。
“十年的稳定期”，克里斯蒂安医生的话语不断响在他耳边。
这个数字像幽灵，总在午夜钻进他的梦里。
渐冻症的诊断书是三年前拿到的，起初只是手指偶尔发麻，后来发展到拿不住小东西，走路时双腿会莫名打颤，甚至钻心疼痛。
当初国内的医生说，最乐观的估计，他只有一年时间能维持基本行动，之后会慢慢失去行走、吞咽和呼吸的能力。
幸运之下，他遇到了克里斯蒂安教授，用特殊的治疗和试验中但没进入临床的新药，将稳定期延缓了十年，但此时已经过去了一年。
从非洲回国后，每天早晚，柳女替他把药片按剂量分好，放在青花瓷碟里，旁边摆着一颗奶糖——她知道他怕苦。
如果柳女不在了呢？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用力摁了下去，可胸腔里的空洞却越来越大。
他想象九年后的场景：自己瘫在轮椅上，到最后僵尸般睡在床上，连抬手抚摸儿子的头都做不到，而孩子早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对着泛黄的照片问“爸爸，她是谁呀？”
柳氏集团的重担会压在年幼的继承人身上，那些虎视眈眈的股东、伺机而动的对手，会像秃鹫一样围上来，把岳父毕生心血啃噬得一干二净。
他甚至能听见董事会议上那些若有若无的议论：“王董这身体，怕是撑不了多久……”
“这么大的集团公司，怎么能让一个十岁的孩子掌管呀？”
“……”
他的思绪又飘回了那个夜晚，床头柜的相框里，柳女手抚摸着周岁的儿子，笑得眉眼弯弯。
她那时总说自己是“柳家最幸运的女儿”：既有父亲留下的家业可守，又有他这个“不会让她受半分委屈”的丈夫。
小家伙在睡梦里咂着嘴，梦里大概在吸吮母亲的乳汁——柳女总喜欢近距离嗅着孩子，说这样能闻到她身上的奶香味。
王国璋半伏在摇篮边，看着儿子胖嘟嘟、软乎乎的脸颊，用手轻轻抚摸着这个爱情的结晶时，忽然想起柳女在阿波罗歌厅的那个下午，她第一次说出的那三个字：
“我爱你！”
这三个字，他记了一千多个日夜。哪怕是失忆期间，他依稀还记得这个女人！
他又想起他和柳女刚结婚的时候，她总爱挽着他的胳膊逛街，说他的臂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会得渐冻症，她也还没染上这该死的肝癌，他们以为日子会像孙水河的流水，慢悠悠地淌下去，淌过孩子长大、他们变老的漫长岁月。
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的微信：
“王董，夏季，建议减少高强度工作。”
他删掉回复框里刚写的“知道了。”改写成“若进行肝脏部分切除，对病情影响几何？”
发送的瞬间，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但他比谁都清楚答案：渐冻症患者本就免疫力低下，术后恢复期的感染风险会陡增，更遑论肝切除对身体的重创。
医生曾隐喻过，每一次重大应激，都可能让那“十年倒计时”加速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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