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野蹲在宁波市舶司那座三丈高的望海楼飞檐上啃第一百四十一块饼——这是老孙听说要动市舶司，特意用海带粉和虾米末做的“量海饼”，饼皮咸鲜，里头裹了五香鱼干和炒米，说是吃了“眼观四海，胸有波涛”——的时候，脚下市舶司衙门里已经吵得能把海鸟惊飞。
五张八仙桌拼成的长桌上，摊着十七张颜色泛黄、墨迹深浅不一的海图，还有堆成小山的船引登记册、关税账本、货品清单。刘文清带着二十个账房正在核对，算盘珠子打得像暴雨砸瓦。
周子轩站在楼栏杆旁，指着下面那群围着长桌争吵的人：“陈太傅您看，那穿绯袍的是市舶司提举张大人，旁边青袍的是副提举李大人，那几个穿绸衫的是宁波三大海商——王家、郑家、陈家。吵了三天了，还在吵该不该改市舶税则。”
陈野把最后一口量海饼塞进嘴里，眯眼看了看海图上的航线：“吵什么？”
“张提举说，市舶税则沿用百年，不宜轻动。三大海商说，税若加重，他们就不跑船了，看朝廷跟谁收税去。”周子轩苦笑，“李副提举倒是支持改革，但他说话不顶用。”
陈野拍拍手上的饼渣，从飞檐上一跃而下，落在望海楼三楼的回廊里——像片落叶，轻飘飘的。他整了整皮围裙，腰间的令牌叮当作响，大步走下楼梯。
二楼厅堂里，争吵正酣。
张提举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面白无须，说话慢条斯理：“……市舶之利，在于长远。若骤然增税，商船裹足，反损国课。依本官看，还是维持旧制为好。”
对面王家海商是个黑脸汉子，拍桌子：“张大人说得对！我们跑船，一趟半年，风浪里挣点辛苦钱。朝廷要是再加税，这船……不跑也罢！”
李副提举是个四十出头的精瘦汉子，眉头紧皱：“王掌柜，话不能这么说。市舶税则百年未变，但船大了，货多了，税也该相应调整。而且现在偷漏税严重，十船货报三船，朝廷损失……”
“李大人！”郑家海商打断他，“您这是怀疑我们偷税？可有证据？”
正吵着，陈野走进来，不坐主位，蹲在了那张摊着海图的长桌桌角——桌角被他蹲得嘎吱响。他咧嘴：“诸位，吵完了没？没吵完继续，我听着。”
厅堂里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看向陈野。
张提举连忙起身拱手：“陈太傅驾临，有失远迎。只是……市舶司事务繁杂，我等正在商议……”
“商议怎么少交税？”陈野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张大人，永昌八年，宁波港登记入港海船三百七十五艘，实收关税八万两。但据我查，那年实际入港海船不少于六百艘。少的那二百二十五艘船的税，去哪儿了？”
张提举脸色一变：“陈太傅，这……这数据恐有误……”
“误不了。”陈野翻开本子，“这是从泉州、广州、松江三处市舶司调来的船引记录——那二百二十五艘船，在宁波卸完货，拿着宁波的‘免税批文’，到其他港口又卸一次货。一趟船，吃两份免税，这生意做得妙啊。”
三大海商脸色都变了。
陈野跳下桌角，走到王家海商面前：“王掌柜，您那艘‘海龙号’，去年三月从南洋运香料回来，在宁波报的是‘船损货淹’，免税。但同年五月，这船又在泉州卸了一批同样的香料——怎么，香料会游水？从宁波游到泉州？”
王掌柜额头冒汗：“这……许是记录有误……”
“误不了。”陈野从刘文清手里接过一本账册，“这是您家账房酒后吐真言记下的私账——‘海龙号’去年实运香料五百担，在宁波报一百担免税，在泉州报四百担正常纳税。两相比较，少交税四千两。这笔钱，您分了张提举多少？”
张提举腿一软，差点摔倒。
陈野不理他，又走到郑家海商面前：“郑掌柜，您更绝。您家‘福船’系列，船底有夹层——明面上运丝绸瓷器，夹层里藏的是南洋私铁、倭国刀剑。这些东西，朝廷严禁私运。您运了三年，获利不下十万两。这事儿，张提举知道吗？”
郑掌柜脸色煞白。
陈野最后看向陈家海商：“陈掌柜，您倒是不走私，但您会‘洗船’——买通市舶司吏员，把洋船登记成国内船，把洋货登记成土货。关税差三成，三年下来，也少交了五万两。”
他合上本子，蹲回桌角：“三位掌柜，张大人，现在明白了吧？市舶司不是不能改，是你们不想改。因为一改，你们的财路就断了。”
厅堂里死一般寂静。
半晌，李副提举站起来，深深一揖：“陈太傅明察秋毫，下官……惭愧。下官虽知弊病，但人微言轻，无力改变。”
陈野摆摆手：“现在有力了。李副提举，从今天起，你暂代市舶司提举。张大人——”
他看向瘫在椅子上的张提举：“你自己上表请辞，退赃认罚，我可以保你平安致仕。若要硬扛，咱们就一笔一笔算，算到你张家祖坟冒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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