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是一位姓李的阿姨,那时她在东北一家老牌国营工厂——辽北第一机械厂上班。
李阿姨在车间里,有个关系处得不错的同事,叫王秀英。两人虽算不上形影不离的闺蜜,但也是常在一起唠家常、中午一块儿去食堂搭伙吃饭的伙伴。秀英姐比李阿姨大两岁,当时李阿姨三十出头,秀英姐早已成家,有个上小学的儿子。李阿姨刚进厂那会儿,人生地不熟,多亏了这位热心的秀英姐处处照应。可李阿姨万万没想到,就在这看似平静枯燥的工厂生活中,竟会发生一件让她一辈子都想不通、脊背发凉的事。
那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平日里开朗健谈、热心肠的秀英姐,突然像变了个人。
那天早上上班,李阿姨像往常一样,隔着老远就跟秀英姐打招呼:“秀英姐,早啊!吃了吗?” 秀英姐却像是没听见,眼神空洞地直视前方,面无表情地径直走进了车间,连个眼风都没扫过来。李阿姨举在半空的手僵住了,心里咯噔一下。秀英姐家里负担重,偶尔和丈夫孩子闹别扭,心情不好是有的,事后也总会找李阿姨倒倒苦水。可像今天这样完全不理人,还是头一遭。
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里,秀英姐越发反常。她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工位角落,低着头,嘴唇不停地翕动,念念有词。李阿姨有次借着递工具的工夫,悄悄凑近了些,隐约听到一些破碎的字句:“……没多少日子了……快了……也就这样了……到头了……” 那语气里的灰暗和绝望,让李阿姨心里一阵发毛。
起初,李阿姨以为秀英姐是家里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精神压力太大。她试着去关心,去询问,可秀英姐要么眼神躲闪,语无伦次,问急了,甚至会突然用极其陌生而暴躁的语气呛回来,甚至夹杂着平时绝不会说的脏话。几次下来,李阿姨也有些讪讪的,不敢再多问了。
没过多久,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秀英姐开始断断续续地请假,后来干脆就不来上班了。关于她的各种传言立刻在枯燥的工厂生活中发酵开来。有人说她是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有人说她是被厂区后头荒草甸子里那窝“有道行”的黄皮子(黄鼠狼)给迷了心窍,也有人说,是她男人在外面有了相好的,把她给气疯了。传得有鼻子有眼,说人已经送进市里的精神病院了。在那种机械重复、精力过剩的环境里,这种带着神秘色彩的谈资,传播速度快得惊人。
就在大家把秀英姐的遭遇当作茶余饭后各种版本的故事,传来传去大概二十天左右,一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般在车间炸开。
那天中午刚过,车间主任老张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脸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大伙儿静一静,说个事儿……不太好。”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发干,“咱们车间的王秀英……今天早上她家捎来信儿,人……人没了。”
人群“嗡”地一下炸开了锅,惊愕、难以置信的议论声四起。李阿姨脑子“轰”的一声,一片空白。主任压了压手,继续说:“不管怎么说,同事一场,她家里也挺困难,大家有心的话,该随份子的随份子,能帮衬的帮衬一下。跟她关系近的,回头组织一下,去家里看看,送送她……唉,这叫什么事儿啊!” 主任说着,自己也重重叹了口气。
李阿姨站在人群里,只觉得浑身发冷。从秀英姐最初的反常,到如今猝然离世,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才四十出头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第二天,车间里关系近的十几个人,加上厂里工会的领导,一起去了秀英姐家。灵堂就设在家里,气氛悲痛压抑。秀英姐静静地躺在那里,面容经过处理,似乎很安详。但让李阿姨和几个细心的工友感到有些异样的是,秀英姐穿着寿衣的脖颈处,严严实实地围着一条颜色鲜艳的碎花纱巾。秀英姐生前并不爱这种打扮。询问死因,她家里人只是红肿着眼睛,含混地说“是意外……突然就没了”,沉浸在巨大的悲伤里,不愿多谈。众人见状,也不忍再追问。
故事讲到这儿,我当时就忍不住问李阿姨:“阿姨,这前面铺垫这么多,后头肯定有更吓人的吧?”
李阿姨当时抿了抿嘴,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压低了声音:“小子,后面的事儿,可就有点玄乎了。不是跟你投缘,这些陈年旧事,我都不乐意提,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邪性,说不清道不明。”
在我再三恳求下,李阿姨才吐露了后来得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内情。
原来,秀英姐去世大约两个月后,她丈夫老周曾多次到厂里来找领导,但都是直接去办公楼,没在车间露面,所以工友们大多不知情。事情似乎被厂里悄悄处理了,直到大半年后,在一次厂领导和中层干部的酒局上,一位参与处理此事、喝了点酒的副厂长,才把来龙去脉吐露给了也在场的车间主任老张。老张是个肚子里存不住话的,回来又告诉了几个信得过的老工友,这秘密才一层层泄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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