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赵,是云南昭通这边,大山深处一所乡村小学的门卫。说是门卫,其实啥都干——敲上下课铃,带着孩子们上体育课,打扫校园,修补桌椅……没办法,学校太穷了。这地方,藏在怒山山脉的褶皱里,孩子们上学得翻山越岭,走上好几个小时。所以大部分孩子都得住校。学校就几间灰扑扑的砖瓦房,加上校长、我,还有另外三位老师,一共就五个大人,守着百来个山里娃。
那是2008年,谁也没想到,一个像画里走出来的姑娘,会来到我们这里。她叫林薇,从上海来的,大学刚毕业,漂亮得扎眼,说话温声细语。我们起初都觉得,这大城市来的娇姑娘,怕是来体验生活,镀层金就走了。这儿的苦,她哪吃得消?
可我们全看走了眼。
林老师留下了,而且扎下了根。教学一丝不苟,山里孩子基础弱,她就一遍遍耐心地教。下课了,她也不闲着,哪个孩子的衣服破了,她拿出针线细细缝补;看见孩子指甲长了,她一个个给剪;有孩子想家了偷偷哭,她就搂在怀里轻声安慰。她那点微薄的支教补贴,几乎全变成了孩子们的本子、铅笔,还有偶尔能尝到的水果糖。学校的老门卫——也就是我——常说,亲妈待孩子,也不过如此了。全校一百多个孩子,没有一个不喜欢她,见了她都像小鸟似的扑过去,“林老师!林老师!”地叫着。在我们所有人心里,她就像老天爷专门派来照亮这山旮旯的天使。
这样的老师,在咱们国家其实不少。年纪轻轻,有知识有见识,偏偏选择把最好的年华献给最贫瘠的土地。这份心,金子都不换。
林老师从零八年来,一待就是三年。日子像山涧水一样静静流淌,直到2011年那个晚上,一切都变了。
那是平常的一天,林老师照例安抚好所有住校的孩子睡下,然后像过去三年里的每一天一样,拿着工具去整理后面那个简陋的土操场,准备用石灰画第二天早操用的白线。这是她的习惯,除了狂风暴雨,从未间断,就为了孩子们清早能整整齐齐做操。
谁也没想到,灾祸就藏在操场边的草丛里。她去拿放在墙角的石灰桶时,一条黑影猛地窜出,狠狠在她小腿上咬了一口!林老师一声短促的惊叫,划破了山乡宁静的夜。
我们连滚爬爬地冲过去时,她已经倒在地上,脸色惨白,紧紧捂着左腿。撩开裤腿一看,伤口周围已经发黑,可怕的青黑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蔓延!是“鬼链条”!本地最毒的一种蛇,被它咬了,半小时内得不到有效救治,命就悬了。
我们这地方,山路险峻,到最近的乡卫生院,抬着人走也得大半天。每年死在这种毒蛇嘴里的人,不止一个两个。老师们用了知道的土办法,拼命挤毒血,敷草药,可全无济于事。黑色的毒线还是一寸寸往上爬。
不能再等了!我们手忙脚乱地把林老师抬上一辆木板车,疯了一样往山外赶。山路颠簸,我的心比车轮更颠。林老师的气息越来越弱,她一直抓着同校一位女老师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刘姐……我要是……不行了……告诉我爸妈……我不回上海……把我……留在山上……学校后坡……那片野花开得真好……我想……天天看着孩子们……”
话没说完,她就陷入了昏迷。还没走出三分之一的山路,林老师的手,就在刘老师手里,慢慢凉了下去。
她才27岁。
往后的几个月,学校被巨大的悲痛笼罩着。孩子们不笑不闹了,常常躲起来偷偷抹眼泪;老师们也唉声叹气,脸上没了笑容。林老师,按她的遗愿,葬在了学校后面那片她最喜欢的开满野花的山坡上。孩子们和老师,时常去那里坐坐,好像她还在一样。
可事情,并没有因为入土为安而结束。
大概过了二十多天,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那天清早,我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却发现操场上那条每天早操用的石灰白线,已经工工整整地画好了!我愣在原地,头皮一阵发麻。不是我画的。学校里其他老师都以为是我继承林老师的遗志,默默画的。我没承认,也没否认。我不想引起恐慌,更不想把这事跟已经逝去的林老师联系起来,怕玷污了她。
但这只是开始。没多久,越来越多的孩子说,晚上看到林老师了。
不是一个孩子说,是几乎每个宿舍都有孩子这么说。低年级的孩子,还会举着补好的鞋子、衣服给老师看:“看!林老师昨晚给我补的!我醒了看见她坐在我床边对着我笑呢!”“林老师昨晚来给我们盖被子了!她没死,她还在学校!”
起初,老师们以为孩子们是思念过度,产生了幻觉。可当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众口一词,绘声绘色地描述类似的细节时,一种难以言喻的寒意,开始在几个年轻老师心里蔓延开来。虽然林老师生前那么好,但“那个”回来了,总让人心里发毛。我还安慰他们:“怕啥?林老师活着时是菩萨心肠,就算真回来了,还能害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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