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建国，在华北一家大型汽车发动机厂干了三十年。九三年秋天，厂里调来一个怪人，姓樊，四十多岁，头发长到肩膀，稀稀拉拉的胡子遮住了半边脸，穿着一身黑色灯笼裤和圆口布鞋，走起路来像一团在地上飘的影子。九十年代初期，国营工厂对员工形象是有要求的，可这个人从进厂那天起就没换过这身行头。车间主任找他谈话，他不吭声，低着头，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像一棵长在墙角的枯树。主任说了半天，他抬起眼皮看了一眼，转身走了。那一眼，主任说他后背凉了半截，像被什么东西从里头盯了一眼。
没人敢惹他。有人说他在别的厂犯了错误，有人说他有后台，还有人说他进过监狱。他被分配去烧锅炉——那活儿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他却干得心安理得。锅炉房在厂区最偏僻的东北角，紧挨着围墙，墙外是一片乱葬岗子，解放前埋过无数无名尸。白天还好，一到晚上，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
锅炉房里只有他一个人，独来独往，不跟任何人说话。下班铃响了，工人们鱼贯而出，他却慢悠悠地走向锅炉房，从兜里掏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抿一口，然后往炉膛里铲一锹煤。火光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在火光里像是活了一样，变换着表情。可他从不笑。
我是第一个注意到他不对劲的人。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车钳铣刨样样精通，眼睛也毒。那天下午，我去锅炉房后面的工具库借一把管钳，路过煤堆的时候，远远看见老樊跪在地上。他面前铺着一块红布，红布上摆着一个小木人儿。那木人儿巴掌大，涂着花花绿绿的彩漆，五官模糊，眉眼之间隐约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邪气。红布旁边放着几块饼干、一碟花生米，还有三根点燃的香烟，烟头的红光在风里一明一暗。老樊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额头磕在地上，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很慢，很用力，额头沾了煤灰也不擦。他磕头的姿势不像拜佛，佛是跪在蒲团上，他是直直地跪在煤渣地上，膝盖压着碎煤块，身子挺得笔直，像一根被风吹弯的竹子。
我吓得猫下腰，从煤堆后面绕了过去。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跳，指甲抠进煤堆里，抠了一手黑。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那个花花绿绿的小木人儿和老樊跪在地上磕头的姿势。我在老城区住了大半辈子，胡同里的老人们从小就讲，这世上有些人会养小鬼，会请阴兵，会跟看不见的东西打交道。我一直不信，可老樊跪在煤堆前面磕头的样子，不像是演戏。那个小木人儿的眼睛，我总觉得在盯着我。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老樊。锅炉房的门平时关着，窗户上糊着报纸，从外面看不见里面。可锅炉房后面有一扇气窗，位置很高，踩着煤堆就能扒上去。我隔三差五就往那边溜达，像做贼一样，心跳得厉害，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第一次扒上气窗，我看见老樊一个人坐在凳子上，面前摆着一双筷子、两个酒杯，像是请人吃饭。他端着酒杯朝对面的空凳子举了一下，说：“兄弟，喝。”声音不大，低低沉沉的，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他仰头干了，又倒了一杯，又干了。他一边喝一边说话，断断续续的，像是在跟什么人聊天。我竖起耳朵听了半天，只听见几句：“活着也没意思……哪天想不开，我也找你去了……你那些事，该忘就忘了吧，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说着说着，他忽然笑起来，那笑声又干又涩，像生锈的铁门被风吹动，从门轴里挤出两声“嘎嘎”。我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头皮发紧。他笑的时候，眼睛看着对面那张空凳子，目光里有温度，有感情，像是在看一个老朋友。可那张凳子上什么都没有。
我吓得从煤堆上滑下来，膝盖磕在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我蹲在墙根底下，心跳快得能听见回声。我忽然意识到，老樊对面的那张空凳子上，可能真的坐着一个人——一个看不见的人。他那些酒，不是一个人喝的。
我收了收心，告诉自己别再管闲事了。可人的好奇心像野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我后来又扒了几次气窗，每次都看见不同的东西。有时候他对着空气说话，有时候他在墙角摆弄一些瓶瓶罐罐，里面装着黑色和红色的粉末，他用手指蘸着在地上画圈。那些圈的形状很奇怪，不是圆，是螺旋，一圈一圈往外绕，像蜗牛的壳。画完了，他蹲在那里看很久，然后用手掌把它们抹掉，重新画。
我谁也没告诉，可事情终究还是传了出去。厂里有个年轻工人叫小周，嘴碎，心也浮。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也看见了老樊的古怪举动。他跟我不同，他管不住嘴，当天晚上就在厂门口的烧烤摊上把这事说了，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一个礼拜，全厂都知道了——锅炉房那个怪老头儿，会养小鬼，会跟鬼说话，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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