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建国,在华北一家大型汽车发动机厂干了三十年。九三年秋天,厂里调来一个怪人,姓樊,四十多岁,头发长到肩膀,稀稀拉拉的胡子遮住了半边脸,穿着一身黑色灯笼裤和圆口布鞋,走起路来像一团在地上飘的影子。九十年代初期,国营工厂对员工形象是有要求的,可这个人从进厂那天起就没换过这身行头。车间主任找他谈话,他不吭声,低着头,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像一棵长在墙角的枯树。主任说了半天,他抬起眼皮看了一眼,转身走了。那一眼,主任说他后背凉了半截,像被什么东西从里头盯了一眼。
没人敢惹他。有人说他在别的厂犯了错误,有人说他有后台,还有人说他进过监狱。他被分配去烧锅炉——那活儿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他却干得心安理得。锅炉房在厂区最偏僻的东北角,紧挨着围墙,墙外是一片乱葬岗子,解放前埋过无数无名尸。白天还好,一到晚上,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
锅炉房里只有他一个人,独来独往,不跟任何人说话。下班铃响了,工人们鱼贯而出,他却慢悠悠地走向锅炉房,从兜里掏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抿一口,然后往炉膛里铲一锹煤。火光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在火光里像是活了一样,变换着表情。可他从不笑。
我是第一个注意到他不对劲的人。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车钳铣刨样样精通,眼睛也毒。那天下午,我去锅炉房后面的工具库借一把管钳,路过煤堆的时候,远远看见老樊跪在地上。他面前铺着一块红布,红布上摆着一个小木人儿。那木人儿巴掌大,涂着花花绿绿的彩漆,五官模糊,眉眼之间隐约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邪气。红布旁边放着几块饼干、一碟花生米,还有三根点燃的香烟,烟头的红光在风里一明一暗。老樊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额头磕在地上,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很慢,很用力,额头沾了煤灰也不擦。他磕头的姿势不像拜佛,佛是跪在蒲团上,他是直直地跪在煤渣地上,膝盖压着碎煤块,身子挺得笔直,像一根被风吹弯的竹子。
我吓得猫下腰,从煤堆后面绕了过去。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跳,指甲抠进煤堆里,抠了一手黑。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那个花花绿绿的小木人儿和老樊跪在地上磕头的姿势。我在老城区住了大半辈子,胡同里的老人们从小就讲,这世上有些人会养小鬼,会请阴兵,会跟看不见的东西打交道。我一直不信,可老樊跪在煤堆前面磕头的样子,不像是演戏。那个小木人儿的眼睛,我总觉得在盯着我。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老樊。锅炉房的门平时关着,窗户上糊着报纸,从外面看不见里面。可锅炉房后面有一扇气窗,位置很高,踩着煤堆就能扒上去。我隔三差五就往那边溜达,像做贼一样,心跳得厉害,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第一次扒上气窗,我看见老樊一个人坐在凳子上,面前摆着一双筷子、两个酒杯,像是请人吃饭。他端着酒杯朝对面的空凳子举了一下,说:“兄弟,喝。”声音不大,低低沉沉的,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他仰头干了,又倒了一杯,又干了。他一边喝一边说话,断断续续的,像是在跟什么人聊天。我竖起耳朵听了半天,只听见几句:“活着也没意思……哪天想不开,我也找你去了……你那些事,该忘就忘了吧,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说着说着,他忽然笑起来,那笑声又干又涩,像生锈的铁门被风吹动,从门轴里挤出两声“嘎嘎”。我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头皮发紧。他笑的时候,眼睛看着对面那张空凳子,目光里有温度,有感情,像是在看一个老朋友。可那张凳子上什么都没有。
我吓得从煤堆上滑下来,膝盖磕在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我蹲在墙根底下,心跳快得能听见回声。我忽然意识到,老樊对面的那张空凳子上,可能真的坐着一个人——一个看不见的人。他那些酒,不是一个人喝的。
我收了收心,告诉自己别再管闲事了。可人的好奇心像野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我后来又扒了几次气窗,每次都看见不同的东西。有时候他对着空气说话,有时候他在墙角摆弄一些瓶瓶罐罐,里面装着黑色和红色的粉末,他用手指蘸着在地上画圈。那些圈的形状很奇怪,不是圆,是螺旋,一圈一圈往外绕,像蜗牛的壳。画完了,他蹲在那里看很久,然后用手掌把它们抹掉,重新画。
我谁也没告诉,可事情终究还是传了出去。厂里有个年轻工人叫小周,嘴碎,心也浮。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也看见了老樊的古怪举动。他跟我不同,他管不住嘴,当天晚上就在厂门口的烧烤摊上把这事说了,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一个礼拜,全厂都知道了——锅炉房那个怪老头儿,会养小鬼,会跟鬼说话,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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