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仙妮是在爷爷去世后的第三天回到六盘水的。爷爷叫杜老根，在六盘水城郊那片叫“”的地方活了大半辈子，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被煤灰染成暗灰色的土地。他下过井，当过矿工，后来在矿上出了事，腿瘸了，就回了家。从那以后，爷爷再也没有走出过，也没有再提起过井下的事。
杜仙妮在深圳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五六年没回过家了。去年爷爷托人打电话来，让她回去一趟，说有话要跟她说。她那时候正在赶一个项目的最后期限，说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等忙完了，又接了一个新项目。拖着拖着，一年就过去了。等她终于请了假坐飞机转高铁再换中巴车回到六盘水的时候，爷爷已经走了。杜仙妮跪在灵堂前烧了一夜的纸，天亮以后，她去整理爷爷的遗物。
爷爷的东西不多，几件旧衣裳，几本卷了边的旧书，床底下有一只生了锈的铁皮箱子，箱子里是一把煤镐，镐头已经磨得又薄又亮，握柄被他攥了几十年，木头上留着一道深深的握痕。镐头上面刻着一个符号，弯弯曲曲的，像某种古老的印记。翻到最底下，她发现了一个用油布包着的东西，打开油布，里面是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她翻开封面，第一页写着“杜老根，井下记忆录”。她往后翻了几页，字迹潦草，像是很匆忙写的，记着年份、日期、井号和一些数字。她翻到最后一页，那上面只有一行字，笔迹比前面潦草得多——“今年该轮到我们了。”
杜仙妮把笔记本收好，放回铁皮箱子里，出了门，沿着那条灰白色的土路往后山走。后山不高，长满了灌木和野草，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她看见了一个被铁栅栏围住的洞口。洞口不大，铁栅栏上挂着一块生了锈的牌子——“危险，禁止入内”。牌子有些歪了，像是被风吹的。她看见铁栅栏的底部有一道缝隙，不宽，顺着缝隙爬了进去，落在洞口的边缘。她往里看，是一条向下延伸的巷道，被泥土和碎石半掩着，一股潮湿的、混着铁锈和煤尘的气味从巷道深处涌出来。
她蹲在洞口边，用手电筒往里照了照，洞里黑漆漆的，光线被黑暗吞噬了。她听见一个声音从巷道深处传上来，很轻很细，像有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敲着一块石头。她蹲在那里听了很久，声音停了，然后她听见了另一个声音，像是有人在说话，含混不清的，被层层叠叠的岩壁和煤矸石压扁了，只能勉强辨认出几个断断续续的音节。她把耳朵贴着洞口边缘的岩石，那些音节变得清晰了一些，她听清了那两个字——“下来。”
后来杜仙妮去了镇上的煤矿档案室。档案室在一栋灰白色的老楼里，一楼尽头一扇铁门，门上的漆皮已经斑驳脱落了。一个姓刘的老头在管钥匙，问她查什么，她说想查一下杜老根的资料。老头翻了半天，从柜子深处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上面用毛笔写着“杜老根”三个字。她解开线绳，把里面的纸抽出来，是一份入井登记表和一份安全培训记录。登记表上的入井日期，最早是1973年，最晚是1998年。她注意到1998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记录了。她问老头1998年矿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刘老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一年煤矿出了一次透水事故，死了十几个人，后来矿就封了。她又问刘老头，那场事故有没有留下什么名单。刘老头又从柜子底下翻出一份文件，她展开，上面是一排名字，总共十七个。她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看到中间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第十一个名字，写着“杜小根”。她愣了一下，又看了一遍，确实是杜小根。她问刘老头杜小根是谁，刘老头说，那是你爸。
杜仙妮从来没有见过她爸。她妈说她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死在外面，不知道是哪里。她不知道她爸在煤矿出过事，更不知道那个井底下还困着十六个名字。那些名字在1998年透水事故发生以后，再也没有被从地下捞出来过。爷爷把那些名字记在那本笔记本里，记了二十多年，记到死。她沿着后山那条被荒草淹没的小路往上走，走到那个被铁栅栏封住的洞口前面，蹲下来，用手电筒的光柱照进洞口的黑暗里。光柱照到的地方，是一条被泥土和碎石半掩的巷道。在巷道的深处，她看见了一些模糊的、灰白色的东西，像是嵌在煤壁里的骨片。
杜仙妮后来开始频繁地出入那个洞口。她拆掉了生锈的铁栅栏，带着头灯和绳索，顺着那条被荒草半掩的巷道往下爬。巷道越走越窄，有些地方塌了大半，只能侧身挤过去。她爬了大概十几分钟，到了一处塌陷的断面，煤壁上有一些灰白色的东西，像是嵌在煤层里的骨头。她伸手摸了一下，手指刚碰到那片灰白色的东西，感觉到一种奇异的触感——不是石头的冰凉，也不是骨头的光滑，更像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质地，带着微微的暖意，像是被什么东西长久地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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