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见过了太多的生死，火车站见过了太多的离别。
北方的七月，名副其实的“流火”天气。天气闷热得如同像一个巨大的蒸笼，蒸的人闷热闷热的。太阳明晃晃地悬在我的头顶，无情地炙烤着大地，地面烫的挨不上脚。火车站的广场上，万千人流裹挟着热浪，喧嚣鼎沸。各种各样的行李堆得到处都是。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劣质香烟、方便面调料包和水果腐烂混合在一起的复杂而浓烈的气味。
哭喊声、叮嘱声、呼唤声、火车汽笛的嘶鸣声、小贩的叫卖声……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名为《离别》的初浮世绘。
我要送别的是我睡在上铺的兄弟，王胖子。他本名王建军，他入学第一天，站在宿舍中央，拍着胸脯吹嘘自己一顿能吃下八个大馒头，所以我们叫从那时候开始叫他王胖子。其实他并不胖，只是骨架大，显得壮实。
王胖子是那种典型的“心有猛虎”型人物。他不甘心被分配回老家那个贫困县城当一名中学语文老师，觉得那会“憋死”。他揣着家里几乎所有的积蓄——皱巴巴的几百块钱和一张南下的硬座火车票，目的地：深圳。
“致远，哥们儿这一去，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来见你。”王胖子用力捶着我的肩膀，他脸上淌着油噜噜的汗，T恤衫的领口湿了一圈，那双不大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吓人的亮光，那是被炽热的野心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点燃的光。
绿皮火车，像一条条疲惫而沉默的钢铁巨蟒，匍匐在平行的轨道上，不时发出一声沉重的仿佛来自肺腑深处的喘息，接着再喷出大团白色的蒸汽。
“苟富贵，勿相忘。”我也笑着，用力回捶他，努力让气氛显得轻松些。但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一块，空落落的，灌满了离别的风。我们在一起谈论了四年的文学、哲学、诗歌和女孩，在毕业分配的现实面前，在即将各奔东西的时刻，似乎都被冲刷、提炼成了这最朴素最沉重的六个字。
“看着吧，致远，”王胖子收起玩笑的神色，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望向南方，仿佛要穿透车站那巨大的、布满灰尘的水泥穹顶，“这世界要变了，真的，要变了，我预感到了。我们再也不能像父辈那样，守着个铁饭碗过一眼看到头的日子了！我们得像兔子一样跑起来，得像猎豹一样冲起来！才不会被这时代甩下。”
他的话语里带着一种先知般的狂热，让我心惊，也让我暗自惭愧。相较于他的决绝和勇猛，我的选择，显得那么保守，那么懦弱无能。
“呜——”
汽笛长鸣，尖锐、刺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催促意味。
“旅客同志们，由本站开往广州方向的T95次列车即将开车，请送亲友的同志尽快下车……”
广播里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却毫无感情的声音响起，驱赶着每一个去送别的人们，也驱赶出我心里那些不舍。
火车车厢连接处的铁门被列车员哐当一声关上。王胖子从拥挤的车窗里探出大半个身子，用力地挥舞着手臂，嘴巴一张一合，似乎在喊着什么，但声音被淹没在巨大的噪音里，我啥都没听见。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缓缓启动的火车跑了几步，站台的水泥地在脚下后退。车速逐渐加快，王胖子的身影，连同他那件醒目的红色T恤，迅速缩小，模糊，最终化作一个移动的黑点，消失在铁轨延伸的远方。
站台上送行的人群像退潮般渐渐散去，留下满地的果皮、纸屑、烟头和空饮料瓶，以及一片巨大的、虚无的寂静。我独自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的，就是那张已经被汗水微微浸湿的站台票。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卡纸粗糙的纹理。
那一刻，站在空阔起来的站台上，面对着两条冰冷、无尽延伸的铁轨，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的青春，那段可以肆意挥霍光阴，高谈阔论理想，无忧无虑地悲伤，春悲秋的岁月，正随着那列南下的绿皮火车，呼啸着，义无反顾地，离我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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