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佳人伴驾南书房、参议边务的消息,终究没能成为皇帝与她之间的秘密。宫墙之内,越是讳莫如深之事,流传得便越是迅速且变形。起初只是隐约听闻薛美人颇得圣心,能谈古论今;渐渐地,变成了薛美人常为皇上解读奏章,剖析利害;到最后,竟传成了“兰藻轩女诸葛,御前决断军机”,说得有鼻子有眼,仿佛皇帝案头的朱批都需经她过目一般。
这等传言落入永和宫李鸳儿耳中,并未激起太大波澜,反而让她心底掠过一丝隐晦的庆幸,甚至是一点自嘲的凉意。
在崔府那不见天日的岁月里,为了活下去,为了争一口气,她像个贪婪的窃贼,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崔老爷那间半荒废的书房,成了她隐秘的精神食粮。《论语》、《道德经》让她初窥世道人心的复杂幽微;《战国策》、《三十六计》则成了她在后宅泥泞中挣扎求生的匕首与盾牌。那些文字,她未必能像饱学鸿儒般引经据典,却早已将其中算计人心的精髓、权衡利弊的关节,嚼碎了,咽下去,化为了自己骨血里的一部分。她靠着这些在崔府内院斗倒了刻薄的嬷嬷,算计了虎视眈眈的妾室,甚至在面对崔展颜时,也能窥破他几分伪装下的虚情。
入宫后,这份源于生存本能而磨砺出的心计与隐忍,更是被她运用得炉火纯青。她知道何时示弱,何时进言,如何借力打力,如何在皇帝的恩宠与后宫的倾轧间找到最微妙的平衡点。她将这份“才”与“智”,小心翼翼地限制在了“宫闱”这片天地里,用在自保、用在护佑子女、用在维系与皇帝那复杂又必须维系的关系上。
因为她太清楚了,一个女子,尤其是一个没有强大母族支撑的妃嫔,才华用在风花雪月上是点缀,用在争宠固位上是手段,可一旦越界,用到了“朝政”二字上,那便是僭越,是死穴。前朝那些靠着经史子集、科举功名一步步爬上来的老臣,那些视“男主外女主内”为天经地义的卫道士们,岂能容忍一个后宫女子,在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领域指手画脚,甚至……比他们更出色?那不仅是挑战他们的权威,更是在动摇他们赖以立身的根本——知识特权与性别秩序。
所以,她将自己藏得很好。在皇帝面前,她是解语花,是温柔乡,是偶尔能说出些贴心体己话、却绝不会对朝政妄发一言的“本分”妃嫔。她甚至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见识局限在“内宅管理”、“子女教养”这些“合乎身份”的话题上。这份“藏拙”,是她给自己和孩子们披上的最稳妥的护甲。
果然,不出她所料。宫闱流言的风,终究是吹过了重重殿宇,刮到了前朝。
起初只是御史台几位言官,在奏疏中不点名地含沙射影,提及“后宫干政,古来大忌”,“妇寺之言,恐惑圣听”。皇帝留中不发,不予理会。
然而,薛佳人参议之事传得越发有模有样,甚至隐约有她提出的某项关于西南茶马贸易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并付诸实施的消息漏出后,朝堂上的反对声浪便骤然汹涌起来。以几位翰林院老学士和都察院资深御史为首,联名上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奏章。
奏章先是大谈“乾坤定位,阴阳有序”,“妇主中馈,不预外事”的古训,继而痛心疾首地指出:“今闻有宫嫔,恃宠而骄,妄议朝政,以巾帼之身,行幕僚之事,此非独乱宫闱之序,实乃坏祖宗之法,开牝鸡司晨之渐也!”他们指责皇帝“惑于妇言”,警告长此以往将“使外廷束手,贤士寒心,国将不国”。
更有甚者,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女子才学”本身:“女子无才便是德,盖因妇人见识短浅,心思易感,纵有微才,亦当用于女德女红,安可妄论军国?昔汉之吕后,唐之武曌,岂非前车之鉴乎?”字字句句,将薛佳人的才华直接与“祸水”、“乱政”划上了等号。
这奏章递上的当日,皇帝在早朝时勃然震怒。他当庭将奏折掷于丹陛之下,脸色铁青,声音因愤怒而响彻大殿:
“荒唐!迂腐之极!”
他锐利的目光扫过下面那些或低头、或梗着脖子的臣子:“你们口口声声女子无才便是德,牝鸡司晨?朕看你们是嫉贤妒能!是怕薛佳人一个深宫女子,见识谋略竟在你们这些饱读诗书、自诩栋梁的臣工之上,让你们脸上无光,显得你们无能!”
此言一出,满朝哗然。皇帝这几乎是指着鼻子骂他们不如一个女人了。
“薛佳人之才,是经世致用之才!是谋国定边之才!在朕眼中,她堪比良将,可配军师!”皇帝越说越激动,连日来因薛佳人带来的那种智识共鸣的畅快与被朝臣非议的憋闷交织在一起,让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你们不是瞧不起女子参政吗?好!朕就为她设一个‘女官’!不是后宫妃嫔的虚衔,是实职!不仅要参赞军机,将来若有能为,便是统领三军、为国出征,朕也准她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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