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长，这有几千册……”
“那就从今晚开始，一直找到最后一册。”彭洁的声音平静而坚定，“李卫国想让我们遗忘，我们就偏要记住。而且要用最原始的方式记住——用眼睛看，用手翻，用脑子记。”
她打开第一个档案柜。
灰尘飞扬。里面是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边缘已经泛黄。她翻开第一本，字迹是钢笔写的，工整得近乎刻板：
“1978年3月12日，第一次基因剪接实验。使用限制性内切酶EcoRI，成功将荧光蛋白基因插入大肠杆菌质粒。转化效率0.3%，但证明概念可行。丁守诚教授在场，提出是否可以应用于人类细胞。我警告伦理风险，他说科学不应被伦理束缚。”
彭洁的手指在“不应被伦理束缚”下面划了一道。
她继续翻。
“1979年11月7日，首次使用人类细胞。来源：流产胎儿，妊娠12周。家属签署了‘组织捐赠用于科研’的同意书，但表格是丁守诚设计的，家属可能并不完全理解用途。今日成功将抗病毒基因插入人类成纤维细胞。细胞存活72小时后死亡。死因可能是免疫排斥，也可能是基因插入破坏了关键功能区。”
“1980年……1981年……1982年……”
记录越来越厚，实验越来越大胆。从细胞到组织，从流产胎儿到“志愿者”——那些签署了复杂同意书的绝症患者，以为自己参与的是最前沿的基因疗法，却不知道自己是第一批人类实验体。
彭洁翻开1985年7月的那本。
页面是空的。
不是没写，而是被撕掉了——整整齐齐地沿着装订线撕掉，留下锯齿状的边缘。她数了数，被撕掉了17页。
1985年7月。
苏茗的孪生兄弟死亡的那个月。
李卫国儿子死于实验室爆炸的那个月。
也是第一次有“志愿者”在实验后出现严重副作用、最终死亡的那个月。
彭洁把空白的页面举到灯光下。透过纸张，能看到背面有淡淡的印痕——前一页写字时用力过猛，墨水渗透到了这一页。她拿出铅笔，用侧锋轻轻在纸上涂抹。
字迹渐渐浮现。
不是完整的句子，而是碎片：
“……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家属要求赔偿，丁守诚提议签署保密协议……”
“……孩子才七岁，她看到了全过程……”
“……必须销毁所有样本，但丁守诚私自保留了……”
“……我知道这是罪恶，但我停不下来了……”
铅笔涂抹到最后一行时，彭洁的手停住了。
那一行字很深，几乎戳破了纸张：
“上帝啊，宽恕我。或者不要宽恕。”
签名：李卫国。
日期：1985年7月14日。
那个日期下面，还有一个用极细的笔尖写下的、几乎看不见的小字：
“备份于：/archive/Li_Weiguo/confessional/.enc”
一个加密的忏悔录。
藏在数字海洋的某个角落。
现在正被数据毒素吞噬。
彭洁合上笔记本，对年轻护士说：“通知庄医生。告诉他，毒素可能不是想毁灭数据，而是想……隐藏某些特定的文件。在彻底污染之前，先让某些东西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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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4—第三现场：苏茗B的公寓
苏茗B没有睡。
她盘腿坐在地板上，面前摊着七张纸。纸上没有字，只有她用指尖画的、杂乱无章的线条。从凌晨3点开始，她的头就开始疼——不是生理性的头疼，而是某种信息过载的胀痛。
她能“感觉”到数据。
不是通过视觉或听觉，而是通过某种更深层的、基因层面的连接。作为克隆体，她的DNA里编码着李卫国的部分实验数据；作为基因编辑的产物，她的神经细胞对特定频率的生物电磁场异常敏感。
而现在，整个城市的基因数据库正在发出“尖叫”。
她闭上眼睛，试图理清那些涌入大脑的噪音。混乱中有规律，毁灭中有意图。数据毒素的扩散不是随机的，而是有明确的目标路径：
优先污染实验记录。
其次污染病人隐私数据。
最后污染基因序列本身。
但有一个区域，毒素绕开了——不，不是绕开，是小心翼翼地在周围建立“防火墙”，确保那个区域最后被污染。就像一个自杀者，在引爆炸弹前，先把最珍贵的照片放进防火保险箱。
苏茗B睁开眼睛。
她拿起铅笔，在纸上开始写。不是写字，而是写基因序列——那些在她记忆碎片里浮现的、属于李卫国核心研究的序列。她写了三行：
ATGCTAGCTAGCGGTACCGATCGATCGAT
CGTACGATCGATCGTAGCTAGCTACGATC
GCTAGCTAGCTACGATCGATCGATC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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