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洁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堆满了牛皮纸档案盒。盒子侧面用褪色的墨水标注着年份和编号：1980-1984 实验记录（一）、1985-1989 志愿者档案（三）、1990-1994 伦理审查记录（二）……
“这些是从旧实验室废墟里抢救出来的。”彭洁打开第一个盒子，灰尘飞扬，“纸质记录，手写的。有些被水泡过，有些被火烧过边角，但大部分还能辨认。”
苏茗戴上手套，小心地取出一本记录册。封面是深绿色的硬壳，内页纸张已经泛黄变脆。
“1983年11月7日，” 她念道，“实验编号E-083：端粒酶激活对细胞衰老的影响。使用人类成纤维细胞，来源：妊娠16周流产胎儿，编号F-083-16。家属签署了组织捐赠同意书，但未被告知具体实验内容。”
下一页贴着照片：显微镜下的细胞，旁边用红笔标注：“分裂次数突破海弗利克极限，但出现染色体异常。”
再下一页：“1984年1月15日，E-083实验终止。所有细胞系销毁。原因：伦理委员会质询胎儿组织来源。”
但记录没有结束。
苏茗翻到后面，发现了几页被粘起来的纸页。她用小刀轻轻挑开粘合处，露出下面隐藏的内容：
“1984年2月3日，E-083细胞系转移至备份实验室（地址：××路××号地下室）。继续培养观察。”
“1984年5月12日，细胞出现癌变特征。注射入裸鼠体内，28天后形成肿瘤。”
“1984年6月7日，肿瘤组织中发现活性端粒酶。实验成功，但不可发表。”
记录到此为止。
后面几页被整齐地撕掉了。
“备份实验室在哪里？”苏茗问。
彭洁查了一下地图：“××路××号……现在是商业区，三十年前拆迁了。但根据城市规划档案，那里曾是一个私人诊所的地下室，诊所所有人是……”
她翻出另一份文件。
“丁守诚。”
又回到了这个名字。
苏茗继续翻其他记录册。她发现了一个规律：所有记录到关键节点的实验，要么记录中断，要么页面被撕，要么转移到“备份实验室”。而“备份实验室”的地址各不相同，但最终都指向丁守诚控制的场所。
“他建立了一个影子实验网络。”庄严看着那些地址标记，“正式实验室负责合规部分，备份实验室负责越界部分。数据分开记录，人员分开管理。一旦出事，就切断联系，销毁备份记录。”
“但有些记录幸存下来了。”彭洁指着另一个盒子，“看这个。”
那是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封面没有标题，只有一行手写的日期：1985.7-1985.12。
苏茗翻开。
第一页就让她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张铅笔素描：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躺在解剖台上，闭着眼睛，胸口有Y形切口。素描旁边用颤抖的笔迹写着：
“今天我解剖了自己的儿子。”
“李卫国，1985年7月16日。”
苏茗的手指开始发抖。她认出来了——那个小男孩的脸，和她童年记忆里模糊的孪生兄弟一模一样。
素描下一页是解剖记录：
“尸体解剖发现：全身性水肿，内脏器官异常增大，细胞核内有外源基因片段插入……死因：基因编辑引发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
再下一页，是一段话：
“志坚（丁守诚长子）今天来找我，说事故报告已经处理好了，让我不要声张。他说这是为了科学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我问他：谁付代价？他说：历史会判断。”
“历史不会判断，历史只会被书写。” 李卫国的笔迹在这里变得狂乱，“而书写历史的人，永远是有权力的人。所以真相必须被隐藏，直到权力无法触及的地方。”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是基因序列图。
不是标准的ATCG序列，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三维的双螺旋结构图。图上标注着一些点，用线连接到旁边的注释：
“记忆编码位点”
“情绪存储序列”
“跨代遗传标记”
“生物存储接口”
这是发光树的最初设计图。
李卫国在儿子死后，开始设计一种无法被篡改的记忆存储系统。他把儿子的基因序列作为模板，把人类的记忆编码进生物结构，创造出一种既像植物又像动物、既能存储数据又能传递信息的嵌合生命。
树不是意外。
这是李卫国对儿子之死的漫长哀悼，也是对真相可能被掩埋的终极反抗。
苏茗合上笔记本，久久说不出话。
档案库里的尘埃在阳光中缓缓飘浮，像无数微小的记忆碎片，寻找着降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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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树的记忆
夜晚，编纂委员会的核心成员聚集在发光树下。
树比白天更亮了。荧光从树干内部透出，沿着树皮的纹路流淌，在枝条末端汇聚成光点，像挂满了蓝色的灯笼。树叶在夜风中沙沙作响，每一声都像在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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