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法律？”刘振华笑了，有点讽刺，“庄主任，你是个医生，不是立法者。”
“但我是历史的亲历者。”庄严平静地说，“而历史教给我一件事：当医学忘记伦理，就会变成工具。当科学忘记人性，就会变成武器。当记忆被选择，就会变成谎言。”
他打开面前的文件夹，取出一张纸，推到桌子中央。
那是一张手绘的图表，标题是：《基因实验伦理失守时间线：1980-2024》。
时间线上标注着四十四年的时间节点，每一个节点都有详细记录：
1980年3月：首次在未充分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人类胚胎细胞。
1985年7月：第一例实验相关死亡（李卫国之子），事故报告被篡改。
1992年：建立志愿者招募系统，知情同意书包含大量专业术语和免责条款。
1998年：第一例跨代遗传效应被发现，数据被隐藏。
2007年：丁守诚系统性地篡改基因库数据。
2018年：赵永昌资本介入，实验转向商业化和武器化。
2023年：林晓月事件爆发，基因编辑婴儿诞生。
2024年：月全食之夜，意识上传实验失败，数据迁徙完成。
时间线的最后，庄严用红笔写了一行字：
“每一次‘小小的’伦理让步，都在为最后的崩塌添砖加瓦。”
刘振华看着那张时间线，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如果……如果只出版删节版呢？保留核心事实，隐去敏感细节，保护相关人员隐私。等五十年后，再出版完整版。”
“五十年后，亲历者都死了。”彭洁说，“五十年后，记忆模糊了，证据消失了，伤痛被时间冲淡了。到那时，完整版还有什么意义？不过是一堆故纸堆里的旧闻。”
一个一直沉默的国际观察员开口了。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来的伦理专家，六十多岁，银发整齐地盘在脑后。
“我参与过卢旺达大屠杀、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历史记录工作。”她的英语带着法语口音，翻译器同步转译成中文，“我学到一件事：创伤记忆有两种处理方式——封存，或者转化。”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树。
“封存是把记忆锁起来，当作没发生过。转化是把记忆变成养分，让它生长出新的东西。”她转过身，“你们这棵树，很有意思。它不是纪念碑，不是档案馆，它是……活着的记忆载体。它在生长，在变化，在和其他树交流。这给了我一个想法。”
所有人都在听。
“也许《基因围城》不应该只是一本书。”她说，“它应该是一个多媒体的、可互动的、持续生长的历史项目。纸质书是基础，但还可以有数字档案库、虚拟现实体验、教育课程、甚至……与书的直接互动体验。让历史不是被阅读，而是被感受。”
苏茗B突然从后排站起来。她今天戴着帽子，遮住了和本体相似的脸。
“我是苏茗B，克隆体。”她直接说，不回避任何人的目光，“我的存在，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我的基因里编码着李卫国的实验数据，我的记忆里混杂着别人的生命片段。我是活着的证据。”
她走到桌子前，拿起那份提案。
“如果你们出版删节版，那么像我这样的存在——克隆体、嵌合体、基因编辑者——就会被隐去。我们会再次成为‘不该被提及’的禁忌。但我们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在生活，我们在感受。抹去我们的历史，就是抹去我们存在的合法性。”
她放下提案，看着刘振华。
“刘院长，您害怕历史会造成伤害。但您有没有想过，被隐去的历史，伤害的是谁？是那些已经无法发声的死者？还是我们这些还要继续活下去的‘异类’？”
刘振华没有回答。
他看向窗外，看向那棵在晨光中微微发光的树。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晃，荧光粉末像星尘一样飘散。
过了很久，他说：
“我需要时间考虑。”
“我们没有时间了。”庄严说，“数据已经在树里。树在生长，记忆在扩散。如果我们不主动记录，那么记忆就会以我们无法控制的方式传播。到时候，就不是编纂历史，而是被历史编纂。”
投票在上午十点进行。
三十七票，二十票赞成全记录立项，十五票反对，两票弃权。
提案通过。
但附加了一个条件：成立独立的编纂委员会，成员包括医学专家、伦理学者、法律顾问、受害者代表、基因异常者代表，以及国际观察员。所有内容必须经过委员会多数表决通过才能收录。
庄严接受了这个条件。
他知道，这不是完美的方案。但完美在现实中不存在，只有不断接近真实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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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档案库的尘埃
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地点在医院地下档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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