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7—委员会会议室的沉默
重建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议题第七项：《基因围城》历史编纂项目的立项审议。
会议室里坐了三十七个人。有医院管理层、伦理委员会代表、法律顾问、国际观察员，还有三个基因异常者家属代表。长桌中央的投影仪在墙上投出提案封面——深蓝色背景上，一行白色标题：
《基因围城：1980-2024基因实验事件全记录》
副标题：“为了不被遗忘的真相，为了不再重演的悲剧。”
提案人署名处有三个名字：庄严、彭洁、苏茗。
“我反对。”说话的是医院新任副院长刘振华，五十二岁，心血管外科出身，三个月前刚从北京调来，“不是反对记录历史，而是反对‘全记录’这三个字。”
他的手放在提案文件上，指尖敲击着纸张。
“事件中有大量涉及患者隐私、医学机密、未经验证指控的内容。如果全部公开，会造成几个问题：第一，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第二，对医学研究信心的打击；第三，可能引发社会对基因技术的全面恐慌；第四——”
“第四，”庄严打断他，“如果不全记录，就会留下被篡改、被美化的空间。而空间一旦存在，历史就会再次被利用。”
会议室安静了。
窗外的发光树在晨光中静静站立，枝叶间有昨夜残留的荧光粉末在飘散。那些粉末落在玻璃上，形成细微的光点，像某种无声的见证。
“庄主任，我理解你的立场。”刘振华的声音缓和了一些，“但你是医生，你应该明白医学史上有多少‘真相’是被选择性记录的。有些真相的代价，是整个体系的崩溃。”
“崩溃了然后呢？”彭洁开口。她今天没穿护士服，而是一套深灰色的套装，胸前别着那枚没被接受的勋章复制品，“崩溃了可以重建。但谎言一旦成为地基，重建起来的依然是危楼。”
一个家属代表举手。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头发花白，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我叫王秀兰。”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晰，“1987年，我丈夫参加了‘增强型免疫力’基因实验。他们告诉他，这是治疗他慢性肺炎的最新疗法。实验后三个月，他得了白血病，九个月后去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急性髓系白血病’，但我知道不是。”
她把照片推过桌面。
照片上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笑得很开心。
“这是我丈夫和女儿。女儿现在也三十多岁了，去年查出来有基因缺陷，医生说可能遗传自我丈夫的编辑基因。”王秀兰的眼睛红了，但没有哭，“四十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真相。直到上个月，彭护士长找到我，给我看了当年的实验记录。”
她看着刘振华。
“刘院长，你说全记录会造成二次伤害。但我告诉你——不知道真相，才是最大的伤害。我花了四十年在猜：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没照顾好他吗？是不是当时选别的医院就好了？这种猜疑，比任何真相都残忍。”
会议室更安静了。
另一个家属代表站起来，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路时右腿明显跛着。
“2005年，我参加‘肌肉再生能力增强’实验。当时我二十五岁，运动员，膝盖受伤。实验后，受伤的腿好了，但另一条健康的腿开始萎缩。”他撩起裤腿，露出萎缩的小腿肌肉，“现在我需要终身康复治疗。但实验方说这是‘个体差异’，拒绝负责。如果当时有完整记录，如果后来的医生能看到前车之鉴——”
“够了。”刘振华抬手，“我很同情各位的遭遇。但历史编纂不是复仇，不是清算。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份历史会给未来带来什么。”
“未来？”苏茗从后排站起来，“刘院长，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李卫国要在发光树里存储数据？为什么他要设计数据毒素来迫使数据迁徙？”
刘振华皱眉：“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电子数据会被删除，纸质档案会被销毁，但生物记忆——一旦进入生态网络，就无法被彻底抹除。”苏茗走到窗前，指着外面的树，“树会记住。树会把记忆通过根系网络传给其他树，传给与之共生的生物，传给下一代树。这是李卫国最后的赎罪：创造一种无法被权力篡改的记忆载体。”
她转过身，面对所有人。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创造历史，而是承认历史已经存在——存在于树里，存在于基因里，存在于每一个受害者的身体里。编纂《基因围成》，只是把这些分散的记忆，用一种人类能理解的方式整合起来。”
法律顾问清了清嗓子：“苏医生，从法律角度，全记录会面临几个问题：一是隐私权，二是名誉权，三是——”
“三是真相权。”庄严接过话，“受害者有权知道真相，公众有权知道风险，未来有权知道教训。如果法律不能保护这些权利，那么法律就需要被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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