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施舍。”庄严用激光笔指着三角形,“这是一个系统。钱从罪恶中来,到救赎中去。但救赎不是简单给钱,而是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让受害者、科学家、公众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共同决定这笔钱该怎么用。”
彭洁盯着那个三角形,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我同意。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在基金成立前,先做一件事。”彭洁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的发光树,“让赵永昌亲自看着他的资产被处置。不是隔着监狱围墙,不是通过律师传话,而是亲眼看着那些他用别人的生命换来的东西,被拆解、被转化、被变成别的东西。”
检察官皱眉:“这不符合规定。赵永昌是重刑犯,还在等待二审——”
“那就申请特许。”彭洁转身,“如果科技伦理基金真的要成立,那么它的起点应该是……一场仪式。一场让加害者亲眼看见罪孽如何被转化的仪式。”
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发光树在午后的阳光下静静站立,荧光收敛,只余普通树木的绿意。
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棵树里存储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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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现场:资产编号A-001-2024】
海滨别墅的拍卖安排在周六下午三点。
但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拍卖。
法院在别墅前的沙滩上搭了一个临时平台,平台前摆了五十把白色塑料椅。椅子上坐的人很特别:十五位基因实验受害者或家属,十位生物伦理学者,八位媒体代表,五位政府官员,还有十二位通过公开抽签选出的普通市民。
没有职业拍卖师。
主持人是马国权——那位失明又复明的老人。他今天穿着简单的白衬衫,手里没有拍卖槌,只有一支盲杖。
“我看不见这座别墅。”马国权站在平台中央,面向大海的方向,“但我知道它值1.2亿。也知道这1.2亿里,有至少三千万,是从那些以为自己参与了‘先进疗法’的志愿者身上榨取的。”
他顿了顿。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来‘卖’这栋房子。我们是来……转化它。”
第一轮出价开始。
但出价的不是钱。
“我出价‘一个肾脏’。”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举起手里的病历本,“我丈夫2008年参加基因实验,得了肾衰竭。现在每周透析三次。如果卖掉这别墅的钱,能建立一个肾病患者救助基金,那这个房子的一部分,就等于我丈夫的一个肾脏。”
现场沉默。
然后有人鼓掌。
第二个出价的是个年轻学者:“我出价‘五年研究时间’。如果卖方资金能资助我的‘基因编辑技术公众认知研究’项目,我愿意在未来五年,每年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并向公众公开所有数据。”
第三个出价的是个高中生——通过市民抽签来的:“我出价……‘我们这一代人的信任’。如果这笔钱真的能用于负责任的研究,那至少我会愿意相信,科学不都是坏的。”
出价持续了二十分钟。
没有金钱数字,只有承诺、时间、信任、以及无法用钱衡量的代价。
马国权“听”完所有出价,然后说:“现在,请真正的买家出价。”
真正的买家有三家:
一家是五星级酒店集团,出价1.15亿,计划改造成高端养生度假村。
一家是私立医院,出价1.18亿,计划建立基因疾病康复中心。
第三家出价最低:1亿元。但方案最特别——提出者是一个由基因异常者家属组成的非营利组织“生命编码互助会”。他们打算把别墅改造成“基因和解纪念馆+罕见病家庭临时庇护所”,一楼展览基因围城历史,二楼为外地来看病的家庭提供免费住宿。
“按照常规,价高者得。”马国权说,“但今天,我们加一条规则:由在场五十人投票。每人一票,可以投给任何方案。”
投票在下午四点开始。
每人发了一张白色卡片,要求在背面写下选择并签名。
马国权看不见,但他能听见——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听见有人轻声讨论,听见海风吹过沙滩。
投票结束,卡片收集到透明玻璃箱里。
公开唱票。
“酒店集团,1票。”
“私立医院,3票。”
“互助会方案……”
唱票员停顿了一下,继续:“46票。”
现场响起掌声。
互助会的代表——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儿子患有基因编辑引发的免疫缺陷——走上平台。他没有说话,只是向台下深深鞠躬,鞠了很久。
然后他直起身,说:“我们会把别墅地下室的那个私人实验室保留下来。不改造成桑拿房,不改造成酒窖,就保持原样——冰冷的金属台,残留的放射性痕迹,墙上那些用来固定实验设备的螺丝孔。然后在那面墙上刻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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