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编号：GHM-2035-047
课题名称：基因镜像者心理健康评估与社会适应干预模型构建
首席研究员：苏茗（儿科主任医师）
课题周期：18个月
研究样本：已确认的基因镜像者及其直系亲属，目标N=120
伦理批准号：ERB-GT-089（附加条款：禁止任何形式的基因再测序）
苏茗关掉平板上的立项文件，揉了揉眉心。办公室窗外，那株发光树的树冠已经长到三楼高度——从她这个角度望去，正好能看见树梢新抽出的枝条，那些枝条在晨光里泛着珍珠母贝般的虹彩。
课题批下来了。
但她没有一点喜悦。
桌面上散落着七份预访谈记录——这是课题正式启动前，她私下接触的几个家庭。所有文件都用红色笔做了标记，标记的位置惊人地一致：在“主诉症状”一栏。
病例01（女，8岁）：
“妈妈，我昨晚又梦见那个房间了。很多玻璃罐子，里面有小宝宝在游泳。他们睁着眼睛看我。”
备注：患儿无早教机构经历，父母均为普通职员，无医学背景。
病例03（男，11岁）：
“学校里有个清洁工爷爷，他从来不说话。但每次我肚子疼的时候，他都会提前给我热好牛奶放在桌上。他怎么知道的？”
备注：核实该校清洁工，三年前已退休。监控未拍到患儿描述的人员。
病例07（女，6岁，苏茗的女儿）：
“妈妈，我耳朵里有时候能听到树在唱歌。它唱的数字和医院电梯报的楼层一样。”
备注：已录音17段“耳鸣时刻”，音频分析显示特定频率脉冲，脉冲间隔转换为数字后，对应圆周率前300位。
苏茗打开抽屉最深处，取出一个牛皮纸袋。袋子里是她三个月来收集的所有“异常数据”：不是基因序列那些硬科学，而是软性的、边缘的、会被正经学术期刊称为“轶事证据”的东西。
三十七个孩子的绘画——他们都画过同一棵树，树根缠绕着双螺旋。
四十二份梦境记录——其中有十九人梦见过“玻璃房间”。
八段录音——孩子们哼唱的旋律，经频谱分析后竟能转换成简短的摩尔斯电码，解码后是同一句话：“我们在等待”。
最让她不安的是一份手写问卷。
那是她三天前设计的一份非正式调查，只问了五个问题，通过匿名渠道分发给已知的二十个基因镜像者家庭。问题很温和：
1. 孩子是否表现出超常的共情能力？
2. 家庭中是否有未解开的医学谜团（如罕见病、不明原因流产等）？
3. 孩子是否对特定地点/人有“既视感”？
4. 家中是否有多代从事医疗或科研工作？
5. 您是否有时觉得，孩子知道的比他们应该知道的多？
回收了十八份。每一份的第五个问题下面，都被用力划了线，旁边写着各种版本的“是”。
其中一个家长在空白处补了一行小字：
“不只是知道。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我女儿看着我，是别的什么人在用她的眼睛看我。”
苏茗把问卷翻到背面。
那里用铅笔轻轻写着一行字，字迹稚嫩，应该是某个孩子偷偷写上去的：
“苏医生，你的课题设计漏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做同样的梦？”
铅笔字下面，还有一个用尺子比着画出来的图案——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三角形中心有一个小小的螺旋。
这个图案，她在三个地方见过。
李卫国加密日记的扉页。
坠楼少年手术中监护仪闪现的乱码底部。
发光树苗第一片落叶的叶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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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17，第一场正式访谈。
访谈室被特意布置过：墙壁刷成柔和的淡绿色，沙发换成布艺的，所有尖锐的边角都包了防撞条。苏茗甚至调低了顶灯亮度，在角落加了一盏盐灯——心理学论文说，暖色光源能降低受访者的防御心理。
但她面对的第一个家庭，防御心像堡垒。
父亲是程序员，母亲是中学教师，八岁的女儿小雨缩在两人中间，手指紧紧攥着母亲衣角。小女孩很瘦，眼睛很大，眼神却飘忽不定，从不与苏茗对视超过三秒。
“小雨最近睡眠怎么样？”苏茗翻开笔记本——纸质本，不用电子设备，这是她刻意营造的“低科技感”。
“不好。”母亲抢答，“每晚惊醒三四次，说梦见自己在水里呼吸。”
“水里？”
“她说……是营养液。”父亲插话，声音干涩，“绿色的营养液，有很多管子连在身上。她说那些管子是树根变的。”
苏茗鼻尖顿了顿。
“你们带她看过心理医生吗？”
“看过三个。”母亲苦笑，“第一个说她想象力过剩，第二个诊断轻度焦虑，第三个……”她看了丈夫一眼，“第三个私下建议我们带孩子去做个基因检测，说可能是某种罕见的神经发育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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