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第3号审判庭的空气凝固如胶体。
苏铭站在原告席上——不，准确说，是“苏茗的孪生兄弟”，那个从冷冻胚胎解冻、培育、诞生至今二十一年的特殊存在。法庭给他的官方称谓是“特殊基因身份申请人”，案件编号：Gene-2049-001。
但今天，他要撕掉所有标签。
“审判长，各位大法官。”他的声音在环形法庭里清晰回荡，每个字都像手术刀般精准，“我方最后陈述，只需要三分钟。”
旁听席挤满了人。左边是支持者：基因多样性联盟的成员举着发光的双螺旋灯牌；右边是反对者：“自然人类保护阵线”的人沉默地拉着黑色横幅。中间是媒体区，镜头像枪口般对准他。
苏茗坐在第一排旁听席，双手紧握。庄严在她身边，微微颔首。
彭洁已经看不到了。三个月前，她在发光树下安详离世，葬礼上苏铭是抬棺人之一。她留给苏铭一封信，最后一句话是：“孩子，你不是任何人错误的产物，你是我们所有人救赎的开始。”
“第一分钟。”
苏铭调出全息投影。不是法律条文，不是基因图谱，而是一张简单的对比图。
左边：他的出生证明。父亲栏：空白。母亲栏：苏茗（生物学姐妹/法律监护人）。出生方式：实验室胚胎培育。备注栏：特殊基因身份个体，依据《新纪元基因权法案》附件三登记。
右边：一张泛黄的、1985年的死亡证明。姓名：未命名（男）。与苏茗关系：孪生兄弟。死亡原因：自然流产（孕22周）。签发医师：丁守诚（已故）。
“这两份文件，指向同一个生物学实体。”苏铭说，“前者是我，后者是‘他’。但我们之间隔着三十七年的冰封，隔着一次死亡和一次重生，隔着从‘医疗废物’到‘法律人格’的漫长诉讼。”
他放大死亡证明上的一个细节：角落有铅笔写的极小的字——“标本FT-09”。
“这个编号，后来出现在庄严医生的获奖论文里。我的部分组织，在不知道我存在的情况下，被研究了十年。”他看向庄严，庄严闭了闭眼，“而我，在知道这一切后，用了整个 adolescence 去想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是1985年就‘死亡’的那个胎儿？还是2049年‘出生’的这个法律实体？”
他切换投影。出现三个并排的基因序列。
第一个：苏茗的。
第二个：苏铭的。
第三个：苏茗女儿的。
“生物学上，我是苏茗医生的孪生兄弟，但我比她年轻三十七岁。我是她女儿的舅舅，但我只比侄女大四岁。我的基因里有早期编辑实验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让我的免疫系统比常人脆弱，但也让我对发光树花粉有特殊的亲和性——去年春天，我发现自己能通过触摸发光树，感知到彭洁奶奶临终前的平静。”
法庭里响起低语。
“所以我是谁？”苏铭提高声音，“是实验品？是医学奇迹？是法律难题？还是一个……人？”
“第二分钟。”
他调出新的图像。不再是数据，而是照片。
第一张：他三岁，在特制的无菌保育箱里，小手贴在玻璃上。窗外，苏茗隔着玻璃对他笑。
第二张：他七岁，第一次去普通学校。孩子们围着他问：“你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你为什么要在家里戴呼吸机？”
第三张：他十五岁，在基因权法案听证会上作证。台下有人朝他扔纸团，上面写着“怪物滚出去”。
第四张：他十九岁，以法学院第一名毕业。毕业照上，他站在发光树下，身边是苏茗、庄严、马国权，还有另外两个身影——那是苏茗的两个克隆体，一个成了基因伦理学者，一个成了视觉艺术家。五个人，四种生命形态，在同一张照片里微笑。
“这些照片记录的不是一个‘案件’，而是一个人生。”苏铭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很快稳住，“一个充满医学监控、法律争议、社会偏见，但也充满爱、教育和选择的人生。”
他看向审判席正中央那位最年长的大法官。那位法官曾在一份异议意见书中写道：“法律可以承认新事物，但不能创造新本质。”
“法官阁下，您曾在Gene-2038案中写道：‘人格权基于意识连续性，而非基因连续性。’”苏铭说，“我完全同意。那么请问：我的意识连续性从何时开始？”
他按下遥控器。
播放一段音频。沙沙的噪音，然后是模糊的、机械般的记录声：
“记录时间：1985年4月17日，14:32。标本FT-09，孕22周男性胎儿，确认心跳停止。准备低温保存。操作员：李卫国。见证人：丁守诚。”
停顿。
“补充记录：14:35。检测到残余脑电活动。模式……无法识别。持续监测。”
“14:50。脑电活动停止。开始冷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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