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秋，宁汉合流的政治喧嚣逐渐沉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格局初定。
黄浦江的江水依旧浑浊，裹挟着时代的泥沙奔流不息，江面上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船只明显多了起来。
陈嘉树坐在文华印务的办公室里，窗外是上海喧闹的街道。
他刚刚审阅完明远机械厂送来的八月财务报表，与卢作孚合作的川渝订单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但距离他心目中的实业规模，还相差甚远。资本的力量，在和平年代是助推器，在这乱世，则是护身符和开路先锋。
“东家，这是本月《沪上商情快讯》的读者来信摘要，有几封是从南京寄来的。”胡管事恭敬地递上一叠信件抄录稿。
陈嘉树随手翻阅，大多是商人询问具体商品行情，或对某些“市井风声”表示求证。但其中一封，落款是“《银行周报》编辑部”，引起了他的注意。
信中以客气而探究的口吻，提及了此前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市场的剧烈波动，称“闻听陈先生于此役中颇有斩获，见解非凡”，并委婉询问，“可否赐稿一篇，不拘题材，略谈金融市道之心得，以飨读者？”
《银行周报》是此时中国金融界颇具影响力的专业刊物。
陈嘉树放下信纸，手指在红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百废待兴，但对舆论和思想的管控，以及经济政策的走向，都将是影响他未来布局的关键变量。这是一个试探风声、同时树立形象的机会。
他铺开稿纸，没有过多犹豫，提笔蘸墨。他写的并非具体操作，而是以一个亲历者和理论梳理者的视角，撰写了题为 《论市场预期与非理性波动》 的短文。
文中，他巧妙地避开了利用历史先知的具体细节，转而运用现代金融学中关于“市场有效性”、“羊群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的核心思想，以此次国库券风波为例，剖析了恐慌情绪如何被放大，信息差如何被利用，以及个体理性如何汇聚成集体的非理性狂潮。
文章语言精炼，逻辑清晰，以一种超越时代的理论高度，将一次惊心动魄的投机博弈，解构成了一场可被理解的群体心理与信息传播的案例。
“胡管事，将这篇文章誊抄清楚，以我的名义回复《银行周报》。”陈嘉树将稿纸递出。
“是，东家。”胡管事虽不完全懂文中深意，但能感觉到其分量。
处理完这件事，周世昌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低声道：“陈先生，白秀珠那边通过死信箱送了新消息过来。中村已确认被调离回国，新来的负责人叫伊藤信介，背景更深，是日本内务省系统出来的，行事风格尚不清楚。另外，南京方面，似乎有人在非正式场合询问过您的背景，但暂时没有进一步动作。”
“继续观察，保持静默。白秀珠这条线，现在价值更大了，要确保她的安全，但非必要不启用。”陈嘉树吩咐道。伊藤信介的到来，以及南京方面隐约的关注，都意味着暂时的风平浪静可能结束。
“明白。”周世昌点头，随即又汇报了另一件事，“我们按照您的吩咐，对三井物产收购稀有金属的渠道进行外围观察，发现他们主要通过几家位于公共租界的日本商社进行，资金流很大，但货物最终流向成谜，似乎在几个码头之间转换，难以追踪。”
“很正常，对方很谨慎。这条线放长，保持监视即可，不要试图靠得太近。记录下所有与他们有接触的中国买办和中间商。”三井如此大规模、低调的资金运作，背后必然有更深刻的战略意图，他需要先摸清其网络。
几天后，《银行周报》最新一期出刊，陈嘉树的那篇文章被放在了显眼位置。文章一经刊出，便在沪上金融圈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不同于以往要么空谈道理、要么流于市井经验的评论，这篇文章展现出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让许多业内人士感到既新奇又深刻。
卢作孚从重庆发来电报，除了沟通业务，末尾特意加了一句：“……见兄发表于《银行周报》之宏文，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作孚于实业中挣扎，对文中所述‘信息之困’、‘预期之害’感同身受。盼日后能多聆教益。”
这封电报让陈嘉树意识到，他的“笔”与他的“资本”和“武力”一样，开始成为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吸引同道，能塑造形象，甚至能在看不见的战场上设置议题。
傍晚，他应约前往张婉卿的堂姐家。
这次，张婉卿没有泡茶，而是拿出一本最新出版的《东方杂志》，翻到转载他文章的那一页，眼眸亮晶晶地看着他。
“嘉树兄此文，我反复读了三遍。”她的语气带着钦佩，“以往只觉得金融市场波谲云诡，尽是投机逐利之徒，读了嘉树兄的文章，才知其中亦有规律与学问可言。‘羊群效应’一词，尤为贴切，不仅于金融市场，于世事人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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