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沤足两个月，八月份翻开，地就肥了。”杨安远用脚跺了跺地面，“九月种冬小麦，苗出得壮。”
格奥尔格二十出头，是从北边逃荒来的，身子骨结实，但种地手艺糙。他蹲在旁边，睁大眼睛看着杨安远的每一个动作，不时点点头。他没有老汉斯那么多话，但手快，学东西也快。
“少爷，为啥非得种大豆？”他问，“种麦子多实在，能磨面。”
“大豆不跟人争口粮。”杨安远直起腰，“但大豆根上长着瘤子——你挖出来看过没有？那些瘤子里住着细小的虫，能把地里的空气吸进土里，让土变肥。今年种大豆，明年种小麦，麦子就能多收三斗。连续三年种麦不轮作，地就累了，再撒多少肥也不管用。”
格奥尔格似懂非懂，但他记下了。这个少爷说话不快，也不大声，但每句都有分量。瓦尔德堡的佃农们私下里说，杨少爷不像个骑士领主，倒像个老庄稼把式——还是那种读过书、会算账的庄稼把式。
傍晚时分，九户人家陆续来到老橡树下。杨安远让玛格丽特把晚饭搬到石凳上来——一大锅豆粥、一篮子黑面包、几条腌鱼。佃农们各自带着自家的木碗和勺子，围坐在树下。老汉斯来得最早，占了一个背风的位子。约翰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小约翰只有十四岁，已经能顶半个劳力了。新来的格奥尔格坐在最边上，有些拘谨。
杨安远站在石凳上，展开一张大羊皮纸。那是明年的轮作表，他已经用尺子和炭笔画好了，四块地、四年轮回、每种作物的具体安排，一目了然。
“明年，”他指着图纸说，“甲块地——今年种大豆的坡腰地——休耕，压绿肥。乙块地——今年种小麦的坡顶地——改种大豆。丙块地——今年的麦茬地——种冬小麦。丁块地——坡底靠近溪流的——继续休耕，养草。”
佃农们伸长脖子看。大部分人不识字，但他们看得懂图纸上的色块——杨安远用烧过的树枝灰在地块上涂了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作物。
“豆种还是‘大粒黄’，种子从今年的收成里留，每亩下种一斗二升，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互相抢肥，少了地力浪费。春雨一下就要抢播，不等地干透，湿了就要下种。”
“少爷，”老汉斯举手，“我家那八亩地，明年是豆还是麦？”
“你家甲块三亩改休耕，乙块三亩改大豆，丙块两亩种麦。详细的分块图，明天让格哈德贴到村口。”
“铁犁头呢？今年借的两把，刃口都钝了。”约翰问。
“后天格哈德回盛京，把钝的犁头带回去换新的。汉斯师傅那边早就备好了。”
问答持续了半个时辰。杨安远每答一个问题，就在图纸上做一个小记号。最后，他把图纸卷起来，交给玛格丽特。
“吃饭。”他说。
九户人家端着碗，在老橡树下稀里呼噜地喝粥。没有酒，杨安远不提倡瓦尔德堡的佃农在农忙时节喝酒。但豆粥煮得稠，里面加了腌肉丁和盐，味道比大多数佃农家里的饭食要好。小约翰喝了两大碗，额头上冒出了汗。
太阳落到西边的山脊后面去了，天光变成了淡紫色。老橡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投到坡底。归巢的鸟在树冠里叽叽喳喳地叫着，偶尔有晚风从溪沟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的腥味。
杨安远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一只空碗，目光落在坡上的大豆田里。豆秧在暮色中变成了一片深灰色的剪影，但叶子还在轻轻颤动。他想起三年前他第一次来瓦尔德堡时的情景——那时候只有七户佃农，田地荒芜，老橡树周围全是杂草。玛格丽特的账册只有薄薄一本，记的是陪嫁骑士领的糊涂账。
现在不一样了。九户人家，四块轮作地，三本厚厚的账册，还有一本他自己写的《纪要》。他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治理有方，但他知道，今年秋天的租子收上来之后，瓦尔德堡的仓里能余下二十石粮，足够应付一场小规模的灾荒。
玛格丽特在石屋里点亮了油灯。窗口透出昏黄的光，在院子里投下一个方方的亮块。她开始誊写下一年的账册——新的木封皮，里面空白纸页散发着淡淡的羊皮味。
送《纪要》的伙计是第二天一早出发的。那是瓦尔德堡的一个半大小子，叫库尔特，十六岁，骑一匹矮马，鞍袋里用油纸包着那叠厚厚的羊皮纸。杨安远站在老橡树下目送他。库尔特的马沿着溪边的石板路往北走，拐过一个弯，消失在一片白杨树丛后面。
玛格丽特在窗口喊他回去吃饭。杨安远又站了一会儿，看着库尔特消失的方向。坡上的麦茬地在晨风中泛着金色的波浪，大豆田的叶子还挂着昨夜的露水，亮晶晶的。
三天后，盛京。
格哈德把《瓦尔德堡农事纪要》交到杨保禄手上时，杨定军正好也在藏书楼。杨保禄翻开第一页，看的是杨安远写的总述——字迹不算漂亮，但清楚有力，每个字都写得横平竖直，像用尺子量过。他翻到中间的数据表格，用手指顺着数字一行行滑下去，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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