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两套存进了藏书楼的地窖，和杨亮留下的笔记放在一起。杨定军亲自把它们放进一只铁箱里，锁好，钥匙自己收着。
钢印防伪是在量具分发后第三天正式推行的。
杨保禄把各工坊的管事叫到藏书楼，宣布了新的规矩：所有外销的细布，每匹在打包前都要用钢印模在布角压一个“盛”字凹印，旁边再用烙铁烫上两位数的年份标记（今年是“四八”），最后在外包的木箱或麻袋上钉一块小木牌，上面烙着负责这道工序的工坊编号。三印齐全——钢印、年印、坊号——才是正品。缺一样，买家可以退货。
“仿货已经在市面上冒头了。”杨保禄说，“科隆那边有人打着咱们的旗号卖草木灰漂白粉。虽然给治安官端了，但布和铁器更容易仿。以后咱们的货到了代销点，掌柜先用标准量尺量尺寸，再看三印。印对不上，尺量不准，一律不收，退回去。”
汉斯问：“如果他们自己打了咱们的印呢？”
“咱们的印是铁模压的，凹进去的，笔画深，有棱角。仿货的印多是木模烫的，浅，毛边。用指甲刮一刮就知道。”杨保禄从桌上拿起那方铸铁印模，递给众人传看，“这个模子，盛京只此一件，存在铁匠坊，彼得管。印模的底样在藏书楼锁着。谁想仿咱们的印，先得过这两关。”
各工坊管事传看了一遍印模。四四方方一块铁，巴掌大，攥在手里沉甸甸的，背面的“盛”字凸起锋利，像一排小牙齿。
新制度推行的第十天，科隆代销点的掌柜老亨德里克——他是老乔治的远房侄子——送来一封信和半匹布。信上说：一个伦巴第来的布商想往科隆送一批“盛京细布”，价格低了三成。老亨德里克用标准量尺一量，发现幅宽比正品窄了四分，经纬密度也稀。再看布角，有一个模糊的“盛”字，但笔画发虚，边缘毛糙，明显是木印烫的。老亨德里克当场拒收，并把那半匹布和布商的姓名都扣了下来，随信寄回。
杨保禄在藏书楼看了信，把信和布都摊在杨定军面前。杨定军用指甲刮了刮那个仿印，刮下一层细绒毛——木印烫的，温度不够高，只把布的纤维压扁了，没有切断。而真正的钢印，是把纤维压断，凹痕清晰，边缘锋利。
“仿得糙。”杨定军说。
“以后会仿得更细。”杨保禄说，“但只要有咱们的尺子和印，代销点就能挡住八成。”
他把那半匹仿布收进樟木箱，作为标本存着。以后有纠纷，这就是凭证。
四月初五，城墙上。
杨保禄和杨定军并肩走在北城墙的垛口间。春风还带着寒意，从北面吹来，把袍角掀得猎猎作响。城墙是杨亮早年主持修建的，三丈高，一丈宽，石灰岩垒成，垛口之间每隔五丈设一个铁箍火把座。
走到东北角时，他们停下了。这里的城墙比别处宽出一截，形成一个突出的平台。平台上架着两门铁炮，炮管长约四尺，口径三寸，架在木制炮架上，炮架下面垫着石板，防止后坐力震裂城墙。炮管上用铁箍箍了三道，箍上铸着编号：“盛字伍号”、“盛字陆号”。
这是最近两年新铸的两门炮。原来盛京有四门，分别布置在西门、北门和主了望塔上。前年秋天，杨定军根据公爵囤积军需的动向，让汉斯铁匠坊又铸了两门，一门架在北城墙东北角，一门架在南岸货栈的了望塔上。现在一共六门。
炮管旁边堆着两只木桶，桶里盛着黑火药，每桶约五十斤。木桶上用红漆写着“火药”两个大字，旁边画着火焰的标记。再往后是炮弹箱，里面整齐码着铸铁炮弹，每颗约两斤重，表面铸着预制破片的沟槽，落地炸裂时能形成散射。
杨定军走到伍号炮旁，用手摸了摸炮管。铁管被春风冻得冰凉，但表面擦得很干净，涂了一层防 rust的羊脂，在阳光下泛着暗黄色的微光。他检查了炮架的木楔，确认紧固，又看了看炮口，里面用木塞堵着，防潮防尘。
“这两门，射界覆盖的是界沟方向。”杨定山不知什么时候也上来了，他穿着皮甲，腰里插着短刀，“从这儿到界沟，直线距离约三百丈，在有效射程内。炮弹打过去，能落到碉楼前面的空地上。”
“精度呢？”杨保禄问。
“三百丈，能打中三间屋子那么大的一块地。”杨定山说，“想精准命中碉楼，得推进到两百丈内。但两百丈在对方的弩箭射程里。”
“所以是威慑。”杨保禄说，“让他们知道墙上有这玩意儿，不敢轻举妄动。”
“威慑够了。”杨定山拍了拍炮管，金属发出一声沉闷的嗡响，“上个月诺德海姆的巡逻队在界沟北岸晃悠时，我让伍号炮做了两次空膛试射。没装炮弹，只装火药，轰了两声。对面立刻缩回碉楼里，半天没出来。”
杨保禄嗯了一声，没有笑，但嘴角动了一下。他沿着城墙继续走，经过一个个垛口，每个垛口旁都堆着备用的石块和箭矢。到了北城墙正中央，主了望塔的塔基处，他停下来仰头看了看。塔高五丈，比城墙还高两丈，塔顶是开放式的平台，四门铁炮里最大的一门——“盛字壹号”——就架在那里，炮管更长，口径四寸，能打到四百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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