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诺则在一系列合作中，敏锐地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却被各方模型（包括她自己框架的早期版本）忽略的现象：在一些剧烈恒星形成的星系中，远紫外波段和X射线波段的辐射场，似乎对分子云的瓦解和后续恒星形成效率有着超出预期的、非线性的影响。现有的“辐射反馈”模块过于粗略。一个新的、极具吸引力的子课题在她心中萌芽：构建一个更真实的、从大质量恒星光谱合成到星际介质辐射转移的耦合模块。
这无疑又是一个需要深入“潜水”的硬骨头。但这一次，她感到的不是畏惧，而是一种久违的、纯粹因问题本身魅力而生的兴奋。她像回到了博士初期，带着一种新鲜的贪婪，开始搜集辐射物理、原子分子过程、乃至等离子体物理的相关资料。
就在两人都逐渐找到新的节奏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出现了。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二下午，苏诺正在参加一个关于国内未来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暂命名为“昊天镜”）科学目标的白皮书讨论会。会议冗长，各方专家为了有限的观测时间分配争论不休。轮到星系形成与演化领域发言时，主持会议的资深院士忽然点名：“苏诺研究员，听说你那个‘模块化框架’最近挺受关注。对于‘昊天镜’在星系物理方面的优先目标，你有什么具体想法？特别是，如何与我们已有的、以及国际上的其他大型设备（比如JWST、ALMA）形成互补和超越？”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苏诺。她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思绪，开口道：“我认为，‘昊天镜’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巨大的集光面积和宽视场，适合进行大规模的深度巡天，捕捉星系演化中的‘瞬变’或‘罕见’事件，以及研究星系与周围环境（星系际介质、卫星星系）的相互作用。这恰恰可以弥补JWST深场视场小、ALMA侧重冷气体细节但统计样本有限的不足。”她顿了顿，鼓起勇气，“具体到我的框架，我认为一个关键的科学目标是：利用‘昊天镜’的高空间分辨率和深度光谱能力，系统性地普查近邻星系中‘恒星形成反馈’的‘热点’区域，测量其多波段辐射场、气体运动学、化学丰度等多维度信息，为我的框架中各个物理模块提供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基准测试数据集。这不仅能检验和优化现有模型，更可能揭示出目前被忽略的、新的反馈物理机制。”
她的话条理清晰，目标明确，将个人研究兴趣与大国重器的科学使命紧密结合。会场安静了片刻，那位院士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思路不错。会后可以提交一个更详细的建议书。”
会议结束后，苏诺还沉浸在刚才的发言中，手机震动，是一条来自欧洲的陌生号码短信，英文：「苏博士您好，我是欧洲空间局（ESA）未来大型天体物理任务‘宇宙编年史’（暂名）科学定义团队的联络人。我们对您在星系反馈多尺度物理方面的工作印象深刻。该任务的一个核心科学目标涉及星系演化，我们正在组建国际科学工作组，不知您是否有兴趣参与，并可能在相关仪器性能要求定义方面提供专家意见？盼复。」
苏诺怔住了，反复看了几遍短信。ESA的未来旗舰级任务？邀请她参与科学定义？这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内青年研究员的常规轨道。她感到一阵眩晕，夹杂着难以置信的惊喜和一丝惶恐。这机会太大了，责任也太重了。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先礼貌地回复邮件表示荣幸和兴趣，并请求更多详细信息。然后，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将这个情况告诉了瑞丞，此时日内瓦应是清晨。
瑞丞很快回复，显然也被这个消息震动了：「ESA的‘宇宙编年史’？我知道那个概念，野心勃勃！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平台，苏诺！如果能参与进去，对你的框架在国际上的认可和未来数据获取都会有巨大帮助。当然，也会非常耗时耗力。你需要仔细权衡。」
他的反应迅速而务实。苏诺看着他的回复，纷乱的心绪逐渐平复。是的，机会与挑战并存。这不仅仅是荣誉，更意味着她将被推入一个更高层级、更国际化的科学政治与工程妥协的复杂场域。她需要评估自己是否准备好了。
在随后与ESA方面更详细的沟通中，苏诺了解到，这个工作组涉及大量邮件往来、电话会议，以及每年至少两次、每次为期一周的面对面会议（地点通常在欧洲或美国）。工作内容包括审议仪器设计方案、评估科学回报、撰写技术报告等，完全是另一套语言和游戏规则。
与此同时，国内“昊天镜”白皮书的撰写任务也正式落到了她的头上， deadline 很紧。她的博士生在辐射转移模块的初步尝试中遇到了棘手的数值收敛问题，急需她的指导。日常的教学、合作项目、论文审稿……所有事情仿佛在瞬间堆积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试图将她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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