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夏天那头钢铁巨兽碾过的辙印，并未随着岁月的雨水而彻底消失。它们以一种更隐晦、更深刻的方式，烙印在了冯·穆勒庄园的土地上，也烙印在了我的骨子里。战后归还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精疲力竭的德国，一个被凡尔赛和约的锁链紧紧缚住，在耻辱和贫困中挣扎的国度。帝国时代的金色余晖彻底沉入地平线，魏玛共和国的岁月，在一种惶惑不安的喧嚣中拉开了帷幕。
我的父亲，埃瓦尔德·冯·穆勒，从前线回来了。他不再是那个穿着笔挺军装、眼神锐利如鹰的军官。他带回了一身的疲惫，一条在玛恩河战役中负伤后微微跛行的腿，以及一种深不见底的、岩石般的沉默。他的军功章被收进了橡木匣子的最底层，取而代之的是他整日摩挲着的、庄园日益枯竭的账目簿。昔日的容克风采，被忧虑的皱纹和过早斑白的两鬓所侵蚀。他常常独自一人站在书房巨大的窗户前，望着窗外那片曾被坦克蹂躏、如今已重新播种却依旧显得贫瘠的土地，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背影僵硬得像一座拒绝倒下的纪念碑。
庄园的光景大不如前。战争榨干了它的活力，战后的混乱和沉重的赔款负担，像吸血鬼一样持续吮吸着它所剩无几的养分。老雅各布更老了，脊背弯得像一张拉过了头的弓，他手下能雇到的长工越来越少，田地里产出的粮食，在缴纳了各种名目的税赋之后，往往所剩无几，勉强维持着庄园不至于彻底破落。那台曾经象征着现代效率的、战前购置的拖拉机，因为缺少燃油和零件，大部分时间只能静静地趴在谷仓里，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像一头因饥饿而死去的怪兽。空气中，似乎总飘荡着一股陈腐和缓慢衰败的气味。
而我，就在这片日渐萎缩的领地上，在父亲沉默的阴影和老雅各布无力的叹息声中，磕磕绊绊地成长。学校在几十公里外的小镇上，那是一段混合着煤烟味、劣质印刷品和街头口号声的记忆。
教室里，老师们用疲惫的嗓音讲述着德国辉煌的历史与文学，歌德、席勒、康德……那些名字仿佛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不真实的世界。黑板上的粉笔字迹，常常被窗外突然爆发的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所打断。穿着不同颜色衬衫的男人们——褐衫的，红衫的，还有其他各式各样标榜着“主义”的队伍——举着旗帜和标语，面容因激动和愤怒而扭曲，他们的歌声（如果那嘶吼能算是歌声的话）和争吵声，像铁钉一样刮擦着教室的玻璃窗。
“德意志，觉醒吧！”
“工人，武装起来！”
“打倒凡尔赛刽子手！”
各种互相矛盾的标语和口号，像瘟疫一样在街头巷尾传播。我夹着书本，小心翼翼地穿行在那些激昂的、或是绝望的人群边缘。我看到过啤酒馆外破碎的橱窗玻璃，看到过墙壁上墨迹未干的、互相覆盖的传单，看到过身穿绿色制服的警察挥舞着警棍驱散人群，也曾在某个巷口，瞥见一滩尚未完全干涸的、暗褐色的血迹，像一朵丑陋的花，绽放在肮脏的鹅卵石路面上。
暴力，不再是远方战壕里的抽象概念，它变得具体而微，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缝隙里，像灰尘一样无处不在。它让我感到一种熟悉的恶心和眩晕，仿佛又回到了六岁那个下午，面对着那头碾压一切的钢铁巨兽。但奇怪的是，在这种厌恶之下，某种东西也在悄然滋长。当看到那些混乱的、无序的、仿佛随时会自我吞噬的街头斗殴时，我内心深处，会隐隐升起一种对那种纯粹的、碾压性的、如同坦克履带般秩序的……渴望。一种能将这一切喧嚣和混乱都强行抚平的、冷酷的力量。
这种隐秘的渴望，我从未对任何人言说。它像一颗有毒的种子，埋在我心底那片被恐惧和吸引共同浇灌的土壤里。
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通货膨胀像一场无法控制的森林大火，吞噬着一切价值。父亲珍藏的那些银马克，曾经能买下一片森林，后来只能换回几袋黑麦，再后来，可能连一块面包都买不到了。我记得母亲有一次从镇上回来，挎着的篮子里空空如也，眼睛里噙着泪水，因为她挎着一篮子几乎变成废纸的钞票，却没能买到任何食物。仆人们被陆续遣散，庄园里愈发空荡、寂静。老雅各布留了下来，不是作为雇工，更像是作为这个家族沉船上一块不愿离去的压舱石。他常常用他粗糙的手掌拍拍我的头，浑浊的眼睛望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化为一声悠长的叹息：“会好起来的，小主人，会好起来的……”但那声音里，连他自己恐怕都不相信。
我更多的时间，是把自己关在父亲那间充满霉味和旧皮革气息的书房里。那里成了我的避难所，也是我的迷宫。高高的书架直抵天花板上暗淡的彩绘，上面排列着腓特烈大帝的战争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有各种关于军事工程、地形学和……机械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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