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一九九二年四月，北京东郊。
这片地离城区足有十五公里，土路颠簸得能把人骨头晃散架。路两边是望不到头的农田和荒草，远处零星散布着几排低矮的平房，烟囱里冒着稀薄的炊烟。再往东，就是大片大片的麦田和菜地，春天刚播下的种子才冒出一点嫩绿的芽尖。
一辆半旧的212吉普车停在土路尽头，车轮陷在松软的泥土里半寸深。
车门打开，林修远先跳下来。他今天穿了件普通的灰色夹克，脚上是双沾满灰尘的皮鞋。周秉文跟着下来，手里拿着张皱巴巴的地图，眼镜片上全是颠簸时溅上的泥点。
“就这儿？”周秉文环顾四周，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林经理，您没开玩笑吧？这地方……跟农村有什么区别？”
林修远没回答。他往前走几步，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
土是黄褐色的，有点干，但捏在手里能感觉出细腻的质地。他闭上眼睛，神识缓缓铺开——不是修真者的那种玄妙感知，而是重生者对这个时代、这片土地的记忆。
这里，十年后会是四环路的一部分。二十年后，这里将矗立起三座大型购物中心、五个高档住宅小区、一个城市公园，地铁站出口人潮如织。而此刻，它只是一片每亩地价不到两万元的荒郊野外。
“老周，”林修远松开手，让泥土从指缝间流下，“你觉得北京城会一直这么大吗？”
周秉文一愣：“什么意思？”
“你看地图。”林修远站起来，指向西边城区方向，“二环已经修通了，三环正在建。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房子不够住，工厂要外迁——城能不往外扩吗？”
他转身，手臂划了个半圆，把眼前这片荒地都圈进去：“现在这里离城远，路不好，没人要。但五年后呢？十年后呢？等路修过来，等公交开过来，等第一批人搬过来——那时候的地，还是这个价吗？”
周秉文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低头看手里的地图，手指在上面比划着，嘴里念念有词：“这一片……大概有五百亩，属于东坝乡集体用地。如果要买，得跟乡里谈，还得走土地局的程序……现在政策允许吗？”
“允许。”林修远说得笃定，“去年国务院发了文件，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深圳、上海已经在试点了，北京虽然慢一点，但方向不会变。”
他从夹克内袋掏出一张叠得整齐的报纸剪报，递给周秉文。
那是《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小文章，标题是《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文章不长，位置也不显眼，但里面的关键词很清楚：有偿使用、转让、开发。
周秉文仔细看完，抬起头时，眼神已经不一样了：“林经理，您早就盯上这事了？”
“不是盯上，”林修远笑了笑，“是等着它来。”
他走向吉普车，从后座拿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铁锈味。他又递给了周秉文。
两人就站在荒地里，喝着水，看着眼前这片即将改变命运的土地。
远处有个老汉牵着牛慢悠悠走过，朝他们好奇地看了几眼，又低下头继续走自己的路。牛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得很远。
“可是林经理，”周秉文放下水壶，还是忍不住说，“咱们现在资金多紧张您也知道。苏联那边还在源源不断地换设备，飞机拆解项目每个月要烧掉十几万，家电公司扩产需要钱，建筑公司那边……”
“我知道。”林修远打断他，“所以我才带你来这儿。”
他走到吉普车旁，从后备箱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包，打开，里面是一摞文件。
“这是我这半个月跑的。”他把文件递给周秉文，“东郊这一片，我圈了五个点。这里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另外四个，有的靠着未来的主干道，有的靠近规划中的工业区。总面积加起来，一千二百亩。”
周秉文手一抖，文件差点掉地上：“一千二百亩？！那得多少钱？”
“按现在的地价，全部拿下来，大概两千五百万。”林修远说，“但不是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可以分期，首付三成，剩下的分三年。而且——”
他顿了顿，眼睛里有光：“而且我们可以用这些地，去银行抵押贷款。”
周秉文愣住了。
这个操作思路，在那个年代几乎是超前的。大多数人买地是为了自己用——建工厂、盖宿舍、搞种植。很少有人想到，地本身就可以变成融资工具。
“老周，你算过账吗？”林修远接过文件，翻到某一页，“咱们首付七百五十万，拿到一千二百亩地的使用权。然后用地做抵押，从银行贷出一千五百万——这笔钱，够不够支撑苏联那边的扫货？够不够让飞机拆解项目再撑一年？够不够让家电公司上马新生产线？”
周秉文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文件边缘。他是学会计的，对数字天生敏感。这个账，他其实已经在心里算了好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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