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的纽约港，晨雾还未完全散去，带着大西洋特有的咸湿气息扑在脸上。费尔多·莱昂内尔紧了紧身上半旧的皮夹克，指尖划过袖口磨出的毛边，目光牢牢锁在不远处那艘漆成深灰色的运输船“自由女神号”上。
船身巨大的烟囱正缓缓吐出淡灰色的烟柱，甲板上士兵们扛着行李往来穿梭，脚步声、吆喝声与海浪拍击码头的声响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乱世出征的图景。
作为一名刚从飞行学校毕业不久的志愿者，他的飞行执照还带着油墨的淡香，却已注定要跨越重洋，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的序列——此刻的不列颠，正笼罩在德国空军的轰炸阴影中；每一个能驾驶战机的人，都是急需的火种。
费尔多·莱昂内尔的心脏在胸腔里沉稳地跳动，既有即将投身战场的热血沸腾，也藏着一丝对未知的不安。
“这趟旅程，怕是九死一生。”他在心里默念，却还是挺直了脊梁，攥紧了手中的行李牌——那上面印着的目的地“利物浦”，是他战斗的起点。
上午八点整，汽笛长鸣划破长空，“自由女神号”在拖船的牵引下缓缓驶离码头。费尔多·莱昂内尔独自站在船尾甲板，扶着冰凉的铸铁栏杆；目送纽约的天际线在晨雾中逐渐模糊。
曼哈顿岛上的摩天大楼渐渐缩成剪影，最后只剩下自由女神像举着火炬的身影，在海面上若隐若现。海风吹乱了他的金发，带着咸腥味灌进衣领，他深吸一口气，胸腔里满是辽阔与悲壮。思绪像被风吹起的海草，一会儿飘到即将面对的空战——那些从报纸上看到的“不列颠空战”报道，字里行间都是燃烧的战机和坠落的飞行员。
航程的头三天格外平静，大西洋像被驯服的巨兽；海面泛着柔和的孔雀蓝，偶尔有一群海鸥舒展着翅膀从船舷掠过，发出清脆的鸣叫。
费尔多·莱昂内尔渐渐熟悉了船上的生活，每天天不亮就会到甲板上做些简单的体能训练——俯卧撑、引体向上，保持身体的灵活与力量，毕竟空战中每一次精准的操作，都需要强健的体魄作为支撑。
他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同船的战友，有来自德克萨斯的壮汉詹姆斯；他曾是牛仔，腰间还挂着一把祖传的左轮手枪，说起飞行来眼睛发亮；有来自波士顿的机械师山姆，手里总拿着一把扳手，随时准备检修船上的任何设备；还有几个和他一样的年轻飞行员，脸上都带着和他相似的青涩与坚定。
他们聚在一起的理由很纯粹：对抗德国，保卫自由，当然，詹姆斯总会拍着大腿补充一句“英国人给的薪水够我买两匹好马”，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晚饭后的甲板是最热闹的地方，夕阳把海面染成金红色，大家围坐在木箱上，有人弹起吉他唱着故乡的民谣，有人比划着空战的战术；有人则默默擦拭着随身携带的飞行镜——那些笑容与低语里，藏着乱世中男人们的热血与温情。
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海风带着几分凉意；费尔多和詹姆斯几人坐在甲板的阴影里，抬头望着满天繁星。大西洋的星空格外璀璨，银河像一条银色的丝带横亘在夜空，连最暗弱的星光都清晰可见。
詹姆斯·克里斯叼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指节粗糙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敲击：“我英国的表哥写信说，伦敦每天都在落炸弹，皇家空军的小伙子们一天要起飞三四次，有时候刚落地喝口热茶，警报声又响了——听说平均每架战机上天，都有三成的概率再也回不来。”
他的声音压低了些，烟卷在指尖转了个圈，“我那表哥，飞的是喷火式，上次写信说机翼被打穿了三个洞，硬是摇摇晃晃飞回了基地。”
费尔多·莱昂内尔望着远处海面上偶尔闪过的磷光，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飞行执照的边缘。他想起飞行学校里教官说过的话：“空战不是决斗，是生死时速的博弈。”
但他还是挺直了肩膀，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能退缩。德国人想把英国踩在脚下，想让整个欧洲都活在纳粹的阴影里，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把他们的美梦打碎。”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了些，“再说，喷火式和飓风式都是好飞机，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只要配合得好，一定能把他们打回去。”
詹姆斯·克里斯几人相视一笑，原本有些沉重的气氛，渐渐被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冲淡了。
然而，海上的平静终究只是暴风雨前的序曲。当船只驶入北大西洋中部，距离英国本土越来越近时，一种无形的紧张感开始在船上蔓延。
原本热闹的甲板上，人们的笑容少了，交谈声也压低了许多，不少人会下意识地望向海面，眼神里带着警惕。
船长每天都会在餐厅召开简短的会议，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总是紧绷着，手里的望远镜片刻不离：“各位，我们已经进入U艇活跃的区域，这些德国人的‘海上幽灵’神出鬼没，三天前就有一艘运输船在附近被击沉，全船只有七人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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