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天，家属院的军属们都在忙着做白花。白布不够了，有人就把家里的白床单、白枕套拿出来；铁丝用完了，就用细树枝代替；甚至连城里的供销社听说后，都特意送来了几卷皱纹纸，说 “这是给周总理做白花用的，不收钱”。到了第四天，院里的空场上已经摆满了白花 —— 挂在槐树枝上的，摆在临时搭的木桌上的，还有军属们胸前戴的，一片洁白，在灰蒙蒙的春天里，显得格外肃穆。
1 月 15 日，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那天早上，聂红玉组织家属院的军属们，在空场上举行了简单的悼念仪式。沈廷洲和部队的战士们一起，在部队操场参加追悼会，家属院的军属们则自发地站在空场上，面向北京的方向，胸前戴着白花，手里拿着小白花。柳氏站在最前面，手里攥着一朵最大的白花，身体微微颤抖；张嫂抱着孩子，孩子也戴着小小的白花，懂事地不吵不闹；赵婶和其他军属们站成整齐的队伍，脸上满是悲痛。
“默哀三分钟。” 聂红玉的声音低沉而坚定，随着她的话音落下，整个家属院都陷入了寂静，只有风刮过槐树枝的呜咽声，像在诉说着无尽的哀思。三分钟后，有人开始哽咽，有人小声唱起了《东方红》，歌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齐，带着悲伤，却也带着力量 —— 那是对伟人的缅怀，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沉重还没完全消散，更大的悲痛又接踵而至。到了 9 月，天气刚有了点秋凉，广播里再次传来让人窒息的消息 —— 毛泽东主席于 1976 年 9 月 9 日与世长辞。
那天聂红玉正在食堂帮着调整秋季菜谱，听到广播里的消息时，手里的笔 “啪嗒” 掉在地上。食堂里的刘师傅手里的铁勺也停了，锅里的玉米粥熬得冒泡，却没人再去管；打饭的军属们站在原地，有的当场就哭了出来，有的则愣在那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 怎么会……” 张嫂手里的搪瓷饭缸掉在地上，摔出个豁口，她却浑然不觉，只是一个劲地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咱们现在的日子，怎么就走了呢……”
消息传到家属院，原本刚有了点生气的院子，再次陷入沉重的哀悼中。沈廷洲这次没有提前回来，部队里有紧急任务，他只能托人给家里带了句话：“照顾好娘和孩子，悼念活动按组织要求来，别让红玉太劳累。” 聂红玉知道，这个时候，沈廷洲作为军人，肩上的责任更重，她能做的，就是把家属院的悼念活动组织好，不让他分心。
这次做白花，军属们比上次更用心。柳氏把之前没舍得用的一块细白布拿了出来，说 “这是给毛主席做花用的，得用好布”；赵婶剪花瓣时，比上次更细致，每一片花瓣都剪得圆润整齐；连之前总有些疏离的李参谋媳妇，都主动提出 “我来熬浆糊，把花粘得更牢”。大家心里都清楚，毛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带领人民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伟人，这份缅怀，比任何时候都更真挚、更沉重。
聂红玉还特意让沈廷洲托人从部队领了一张毛主席的黑白画像，挂在院子中央的木架上。画像下面，摆着军属们做的白花，还有几碗刚煮好的玉米粥 —— 那是按陕北的习俗，给伟人准备的 “念想”，简单却朴素。每天早上，都有军属自发地来给画像擦灰尘，给白花换水；晚上，大家会在画像前站一会儿，默默悼念，有时候会说几句话，像跟家里的长辈聊天一样，说说家里的近况，说说孩子的学习，仿佛毛主席还在看着大家，守护着这个家。
9 月 18 日，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举行。那天，家属院的所有军属都穿上了最素净的衣服，没有一点花色。聂红玉带着大家，在空场上列队，面向北京的方向，默哀、鞠躬、献花。小石头站在队伍里，虽然还不完全懂 “逝世” 意味着什么，却学着大人的样子，把手里的小白花放在画像前，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柳氏看着画像，眼泪不停地流，嘴里念叨着：“毛主席，您放心，咱们会好好过日子，把孩子教好，不辜负您的期望……”
追悼大会结束后，军属们没有立刻散开，而是围坐在院子里，聊起了过去的日子 —— 柳氏说起在黄土坡时，家里穷得吃不上饭，是新中国成立后分了土地，才慢慢能吃上饱饭；张嫂说起她丈夫在部队，是毛主席的思想指引着他们训练、保家卫国；聂红玉则说起自己穿越后的经历，从地主成分的穷媳妇，到靠本事站稳脚跟，要是没有新中国给的安稳生活，她也不可能有今天。
“以后的日子，咱们得更努力过好。” 聂红玉看着眼前的军属们，声音虽然还有点哽咽，却带着坚定，“毛主席和周总理走了，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还在。咱们把日子过好，把孩子教好，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大家都点了点头，眼里的悲伤渐渐多了些坚定 —— 是啊，伟人虽然离去，但生活还要继续，只有把日子过好，才不辜负他们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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