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秘书长定下基调后便离开了，将具体工作交给了周正帆他们。
会议室内，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微妙。虽然王秘书长强调了“抛开部门偏见”，但在座的都是来自各个部门的代表，潜意识里都带着维护本部门利益和观点的立场。
首先发言的是省发改委的刘处长，他推了推眼镜，语气沉稳：“我认为，这份指导意见，重点应该放在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上，比如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等。对于一些具体的、操作层面的流程再造，不宜规定得过细，要给各地市留出探索的空间。” 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隐含的意思是，省发改委要掌握宏观政策的制定权，不希望文件对具体审批流程干涉过多，影响部门的权力。
接着，省商务厅的李调研员开口了，他更关注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最终目的是发展经济。我建议，文件要突出对重点产业、重大项目落地的保障措施，比如建立省市联动的‘项目专员’制度，对投资额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实行特事特办、绿色通道。” 这显然是希望将商务部门的职能和资源嵌入到新的制度设计中。
来自省委政研室的张副处长则更侧重于理论高度和政治正确性，提出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原则充分体现在文件中，并建议多采用一些最新的政策术语和表述。
两位高校专家则从学术角度，提出了一些听起来很理想化，但与现实操作可能存在距离的建议，比如建立全省统一的“营商环境量化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大数据进行精准监管等。
周正帆默默地听着，飞快地记录着。他意识到，起草这份文件，远不是简单地将山源县的经验复制放大那么简单。这背后，是不同部门、不同利益、不同理念的碰撞和博弈。他这个办公室主任，不仅要拿出高质量的文稿，更要巧妙地平衡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和诉求，其复杂程度，远超他在江市面对的局面。
**会议结束后，周正帆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 他首先要做的，是消化吸收小组成员的各种意见，同时查阅大量的中央相关文件、外省先进经验资料，以及全省各地市上报的相关情况和数据。他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工作到深夜。
在阅读资料和与成员沟通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关键分歧点：对于“简政放权”到底应该“放”到什么程度，各部门争议很大。像省发改委、市场监管厅等握有审批权的部门，倾向于“稳步、有序”地下放，并且希望保留必要的备案、核准权限；而来自基层的呼声和一些研究机构的建议，则希望更彻底地“放”，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这个分歧，直接关系到文件的“含金量”。
周正帆思考再三，决定以山源县“全程代办”和“负面清单”的核心精神为蓝本，结合其他地区的成功实践，提出一个大胆的框架设想：在全省推行“极简审批”模式，核心是“清单之外皆可为”，同时配套建立“标准地+承诺制”的投资审批改革，强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监管。
当他将这个初步设想在小范围讨论会上提出时，果然引发了激烈争论。
省发改委的刘处长首先表示反对：“‘极简审批’听起来很好，但很容易陷入‘一放就乱’的困境！很多审批事项涉及到国家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利益，怎么能简单地‘一放了之’？必须要有必要的把关！”
省市场监管厅的一位副处长也附和：“是啊，如果标准过低，承诺制流于形式，可能会带来大量的后续问题和风险，反而影响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面对质疑，周正帆没有退缩，他拿出准备好的数据和案例：“各位领导，我们担心的‘乱’，恰恰是因为过去管得太多、太死，导致市场活力不足。山源县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我们的‘负面清单’制定得科学、精准，事中事后监管跟得上、管得住，‘放’不仅不会乱，反而能激发企业更大的活力和更强的自律意识。我们不能因为怕担风险，就守着过去的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改革，总是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
他引经据典，结合中央精神和基层实践，据理力争。他的发言，逻辑清晰，数据扎实，充满了说服力。连一开始持反对意见的刘处长，也陷入了沉思。
**经过几轮激烈的讨论和磨合，起草小组终于就文件的核心框架和主要条款达成了初步共识。** 周正帆熬了几个通宵，拿出了指导意见的初稿。这份初稿，既贯彻了省委省政府的战略意图，又充分吸收了基层的创新实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部门的诉求。
初稿被迅速报送给了王建国秘书长和刘省长。
一天后，王建国秘书长将周正帆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用力拍了拍周正帆的肩膀：“正帆！干得漂亮！初稿我和刘省长都看了，很好！思路清晰，措施有力，既有突破性，也考虑了可行性！刘省长特别表扬了‘极简审批’和‘标准地+承诺制’的提法，说这是真正触及了改革的核心！你小子，是块搞政策研究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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