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后登基为帝后，改元“光启”，金銮殿上的龙袍加身，衬得她眉眼间既有妇人的温婉，更有帝王的决绝。
她立誓要开创一个国泰民安、疆域完整的盛世，而盛景珩身为宰相，总揽朝政，便是她最倚重的臂膀。
深知大宋原有行政制度的弊病——分权过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官员冗余重叠、权责不清，盛景珩向女帝进言，以“集权而不专断，分权而不掣肘”为核心推行改革。这提议正中女帝下怀，当即准奏，让他放手去做。
中央层面，盛景珩保留了政事堂、枢密院、三司的核心架构，却大刀阔斧地厘清权责、精简流程。政事堂仍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总领全国政务，但废除了“参知政事”多员分权之制，只设两名副相，分别分管民政与吏治，直接对他负责。
诏令签署需宰相与副相联署，再报女帝审批，既避免了权臣独断，又减少了推诿扯皮。他还将原本分散于六部的部分职权整合，比如把礼部祭祀与鸿胪寺外交职能合并，让事务处理更高效。
枢密院则推行“军政分离”，不再让其单独掌握军事决策权。枢密使仍掌军队编制、将领任命、战略规划，但调兵权必须凭政事堂与枢密院联署的“调兵符”，且得经女帝加盖玉玺方可生效。
盛景珩还废除了“知枢密院事”这一冗余职位，设枢密副使分管边防与禁军训练，避免机构重叠。同时立下规矩，武将不得进入枢密院任职，文臣不得干预军队日常训练，双向制衡，防患未然。
三司那边，保留盐铁、度支、户部三职，仍由三司使（计相）统管财政，却取消了其“直接对皇帝负责”的特权，改为向政事堂汇报收支预算与财政规划，接受宰相监督。
他还简化了赋税征管流程，将原本分散于各州府的征税权部分收归三司，通过转运使统一调度，避免地方截留税款。
地方层面，针对路、府州军监、县三级体系的制衡过度问题，盛景珩也做了优化。路级保留经略安抚使（帅司）、转运使（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提举常平司（仓司）四司，明确“帅司主军政，漕司主财赋，宪司主司法，仓司主民生”，废除了四司互不统摄的旧制，设“路转运使总领”，统筹四司事务，定期向政事堂汇报，避免各自为政。同时削减路级官员数量，将冗余幕僚并入各州府辅佐机构，减轻国库负担。
府、州、军、监仍为路以下同级机构，长官依旧由文官担任，但废除了“通判事得专达皇帝”的特权，改为通判仅对知府、知州负责，专司监察与财政核对。若发现贪腐或渎职，需先报知州再联名上报路转运使，避免通判滥用职权、越级告状，干扰地方治理。同时规定，武将不得兼任地方长官，却允许边防要地的知州兼任本地禁军统领，实现攻防一体。
县级保留知县为长官，增设“县丞”一名分管财政与司法，知县与县丞均由皇帝直接任命，但需接受州府定期考核。盛景珩还彻底废除了五代以来残留的“镇将”制度，将地方治安权统一归于知县管辖，整合县内捕快与乡勇，避免武官插手民政。
改革推行之初，遭到了不少依赖旧制的老臣与世家反对。他们串联起来，以“祖制不可擅改”为由弹劾盛景珩，言辞激烈。盛景珩早有准备，联合女帝，以“改革不力者罢官，阻挠改革者流放”为准则，果断处置了三名带头抗命的路转运使与两名枢密院老臣，抄没的家产全部充入国库。
朝野震动之下，再无人敢置喙，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短短两年，中央政令通达，地方行政效率提升三成，官员冗余减少近半，财政开支节省了数百万缗。
民生是国之根本，盛景珩深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借行政改革理顺的层级渠道，他推出了一系列经济举措。劝农桑方面，通过路级仓司与县级官员联动，在全国推广高产稻种与新式农具，兴修黄河、淮河沿岸堤坝。由三司专项拨款，转运使监督工程质量，确保钱花在刀刃上。他还设立“常平仓”，丰年由县丞负责储粮，荒年由路仓司统一调度平价售卖，稳定粮价。对于垦荒者，由县府登记备案，三年免征赋税，赋税减免名单需报路漕司审核，避免地方舞弊。
兴商路方面，盛景珩打破了“重农抑商”的固有观念。通过中央三司规范商税，地方府州设立“商市管理司”，保护商人合法权益，打击囤积居奇。借助路级漕司的运输网络，开通南北大运河漕运专线，促进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流通。在边境设立“互市”，由路帅司与漕司联合管理，与西夏、吐蕃等族贸易，换取马匹、皮毛等战略物资，同时严格管控铁器、火药等违禁品交易。
税制改革上，他废除了苛捐杂税，推行“两税法”，按土地面积与财产多寡征税。由县丞负责登记造册，路漕司统一征收，三司汇总管理。对年收入低于五石粮食的农户免征赋税，同时增加商贾与大地主的税率，既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又缩小了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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