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全的回归，像给这部锈蚀沉重的战争机器注入了一小勺珍贵的润滑油。他虽然腿伤未愈，行动不便，但那双眼睛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锐利，仿佛能穿透弥漫的硝烟，看到更远的地方。他没有像王指导员那样宣讲大道理，而是立刻投入到了对这支“暂编第一突击排”现状的细致观察和分析中。
他拄着木棍，在阵地上缓慢地移动，和李老蔫低声交流，观察着每一个士兵的状态，检查着刚刚补充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新装备——几挺状态还算不错的捷克式轻机枪，一些崭新的中正式步枪（替换掉部分老掉牙的汉阳造），以及数量依旧可怜但总算有了补充的弹药和手榴弹。
王指导员试图组织一次“诉苦会”，让士兵们讲述各自的苦难，激发阶级感情和战斗意志。响应者寥寥。大多数老兵对此嗤之以鼻，他们的苦难都刻在骨头里，写在脸上，不需要用嘴说出来。只有小山子和少数几个新兵，在王指导员的鼓励下，磕磕巴巴地说了些家乡被毁、亲人罹难的经历，引得一阵唏嘘，但效果远未达到王指导员的预期。
万全私下对我和李老蔫说：“光诉苦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厉害，学到本事，觉得跟着咱们能活得更久，杀得更多。”
李老蔫深以为然。于是，在获得王指导员勉强同意（他强调这是“军事技能提升与思想觉悟培养相结合”）后，一场以“磨刀”为核心的强化训练，在这片刚刚经历过血战、尚未完全平复的阵地上悄然展开了。
训练由李老蔫主导，万全从旁策划和指导。内容极其务实，甚至有些残酷。
不再是新兵营里那种花架子的队列和无休止的体能消耗。李老蔫将老兵和新兵混编，重点演练小组战术配合。
“两人一组，一个射击，一个掩护！交替前进！动作要快，路线要刁！”李老蔫的吼声在阵地上回荡。他亲自示范，如何利用弹坑、土坎、甚至敌人的尸体作为掩护，如何用最少的动作完成最有效的战术移动。老兵们虽然疲惫，但经验丰富，动作干练；新兵们则手忙脚乱，但在老兵的呵斥和带领下，也咬着牙拼命学习。
万全则负责讲解和演练针对性的战术。他根据我们之前与日军交手的经验，总结了敌人常用的战术特点。
“鬼子的掷弹筒厉害，听到‘嗵’的那声，别愣着，立刻找掩体，或者就地卧倒！他们的机枪喜欢打长点射，抓住他们换弹链的功夫，就是咱们反击的时候！”万全用树枝在地上画着示意图，语言简洁明了。
他还重点训练了手榴弹的投掷技巧。“不是让你们扔远就行！要会用反弹，扔到战壕里，扔到机枪工事的射孔后面！看好了！”他让士兵们练习在掩体后，以不同的角度和力道投掷手榴弹，目标是几十米外模拟的敌军工事。
针对日军可能发起的夜袭和渗透，万全还组织了简单的夜间识别和近战训练。如何在微光条件下分辨敌我轮廓，如何用刺刀和工兵铲在狭小空间内进行最有效的搏杀。训练中，磕碰和轻伤在所难免，气氛紧张而肃杀。
王指导员起初对这种近乎野蛮、强调杀戮效率的训练方式有些不适，他认为缺乏“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在一次小型演练中，他亲眼看到一个由万全指导、以老兵带新兵的小组，熟练地利用地形和配合，干净利落地“端掉”了一个模拟的日军火力点后，他沉默了。推了推眼镜，他在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没有再提出异议，转而开始更多地帮忙协调后勤，比如争取到了一些额外的粮食和干净的饮水，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支持这支队伍的“磨刀”过程。
训练是艰苦的，甚至比战斗更消耗心神。但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新兵们脸上的惶恐渐渐被一种专注和坚毅取代，动作也变得利落了许多。老兵们虽然嘴上骂骂咧咧，但眼神里多了几分认同和认真。他们意识到，这些新的战术和配合，确实能提高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几率。
我也参与其中。我的听觉在夜间警戒和辨别声源方向的训练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我能比其他人更早“听”出模拟偷袭者的方位，这让李老蔫和万全都有些惊讶。
“大山，你这耳朵，是天生的侦察兵料子。”万全评价道。
训练间隙，王指导员也会试图融入。他不再空泛地讲大道理，而是会讲一些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比如赤壁之火，淝水之战，试图从智慧和策略的角度激发士兵的信心。虽然他引用的典故有些士兵听不懂，但这种尝试，或多或少地拉近了他与这些粗粝汉子之间的距离。
一天傍晚，训练结束后，士兵们围坐在篝火旁休息，疲惫但精神却比以往要振作一些。王指导员提议：“黄大山同志，给大家拉段曲子吧，放松一下。”
这次，我没有太多犹豫。我拿出二胡，调试了一下琴弦。这一次，我没有拉那些充满悲怆和混乱的即兴旋律，而是试着拉了一首流传很广的、略带苍凉但旋律相对完整的民间小调《孟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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