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深沉，但洛阳宫城内的灯火，却比往日亮得更久。自那晚贾远首级呈上，司马昭亲率大军东征寿春之后，曹髦便将那份决绝的清明，化为了日复一日的沉着与谋划。他不再是那个困囿于道德藩篱的年轻帝王，而是一个隐忍待发，步步为营的政治家。
司马昭远征，寿春战事胶着，战报往来频繁，却也给洛阳留下了一个难得的权力真空。虽然城中仍有司马氏的党羽与心腹，但他们的目光大多聚焦于前线，对皇宫内日益活跃的暗流，并未察觉。这正是曹髦所等待的时机。他深知，要对抗司马昭这般权倾朝野的巨擘，绝不能靠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寄希望于空泛的仁义。他需要真正的力量，而这力量，首先便是对京畿防务的实际掌控。
在过去几个月里，曹髦身边那些被司马昭忽视的宦官、宿卫，以及一些原本就对司马氏专权心怀不满的低级官员，成了他最可靠的耳目和执行者。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清洗，而是采取了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他开始频繁地召见屯骑营和步兵营的基层军官，以“体恤将士”、“了解军情”为名，对他们进行慰问和考察。
屯骑营，作为拱卫京师的精锐骑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步兵营，则直接负责城门、城墙以及城内各要道的巡防。这两支部队，是洛阳城防的基石。曹髦深知，即使上层将领是司马昭的心腹，只要能替换掉大部分基层军官——那些直接指挥什伍、百人的校尉、都尉、队率——便能釜底抽薪，将实际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利用司马昭不在的机会，以各种名义进行调整：有的军官“年迈体衰”，被“荣养致仕”；有的“训练不力”，被“调任闲职”；有的则因“表现突出”，被“破格提拔”到外地郡县，明升暗降。而那些原本就忠于汉室，或是对司马氏独裁不满的将士，则被秘密甄选出来，通过各种渠道，逐步安插到关键的基层职位。
这些“曹髦的人”，并非显赫的世家子弟，大多出身寒门或军中底层，他们渴求机会，对帝王亲信的身份更是倍加珍惜。曹髦亲自与他们会面，晓以大义，许以重诺，让他们看到了实现抱负的可能。他不像司马昭那般高高在上，而是展露出一个年轻君主应有的亲和与抱负，这让许多长期被压抑的军官深受感动。他们开始相信，这位年轻的皇帝，或许真的能带领大魏走出当前的困境。
经过数月的努力，洛阳城内的权力结构，已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司马昭留守在洛阳的几位心腹大将，虽然名义上仍是屯骑营和步兵营的主官，但他们渐渐发现，自己的命令执行起来不再那么顺畅，军中传递信息的速度也变得迟缓。那些平日里恭顺的基层军官，在执行任务时，总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新的、难以言喻的默契。他们感受到了某种异样，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当是战事紧张，军心浮动所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眼皮底下，洛阳的实际城防，已经从内部被彻底瓦解，转而落入了皇帝曹髦的掌握之中。
如今，皇宫内的宿卫，城门处的守军，以及街巷中巡逻的士兵，他们的眼神中，对曹髦的敬意和忠诚，已远超对司马氏的畏惧。年轻的帝王，每每在宫中踱步，都能感受到那股从城墙、从街巷深处传来的无形力量。那不再是冰冷的规矩与束缚，而是来自将士们内心深处的拥戴与效忠。
曹髦站在景福殿的窗前，望着洛阳城在晨曦中渐渐苏醒。他的嘴角勾勒出一丝微不可察的弧度。三年前，他还只是一个被囚禁于宫廷深处的傀儡，被司马昭的权势压得喘不过气。而现在，他已不再是砧板上的鱼肉。他已经拥有了足以自保，甚至反击的力量。洛阳这座千年帝都，终于不再是司马氏的囊中之物，而是重新回到了大魏天子的实际控制之下。
司马昭，你远在寿春鏖战，可曾想到，你所留下的洛阳，已是物是人非？你所轻视的那个年轻皇帝，已经悄然磨砺出了他的爪牙。当他带着胜利的疲惫回到洛阳时，等待他的，将不再是那个任由摆布的少年天子，而是一个已经掌握了京畿命脉，随时准备亮剑的真正对手。洛阳城，如今已是曹髦的洛阳城。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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