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试剂”描绘出的精准“癌变星图”，如同一把双刃剑。
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视野，也将一个残酷的现实毫无遮掩地摆在面前：
王芷兰教授体内的癌细胞，早已不是局限于原发灶的局部问题，而是如同孢子般扩散至全身的全身性疾病。
传统的手术、放疗乃至现有的靶向药，在这种局面下，回天乏术。
系统基于这张星图和持续完善的“全息生命图谱”，在经过新一轮的密集推演后，给出了数个潜在的根治性技术路径。
然而，当林枫和陈明远看到推演结果中，那条被系统标记为“理论根除率最高、潜在可一劳永逸解决多种遗传性疾病”的路径时，两人的脸色都变得异常凝重。
那条路径的核心技术，涉及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
这意味着，不仅要将治疗性的基因编辑工具递送到王教授体内每一个癌细胞的基因组中进行精确修正（体细胞编辑）；
更激进的是，系统推演的某个优化方案，暗示了需要对生殖细胞（卵子或其前体细胞）中存在的、可能增加癌症易感性的潜在缺陷基因进行预防性编辑。
这种编辑带来的基因改变，将可能遗传给后代。
临时指挥中心的会议室里，空气仿佛冻结了。
只有全息投影上，那条被高亮标注的技术路径在静静旋转，旁边罗列着其无与伦比的优势与触目惊心的风险。
陈明远院士率先打破了沉默，声音干涩：
“林枫……这条路，我们走不通。这是禁区，全球科学界的共识底线。”
林枫坐在他对面，双手交叉抵在下巴上，目光深邃地注视着那条路径。他理解陈明远的担忧，甚至共享着其中一部分。
但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伦理的禁忌，更是系统逻辑推导下的“最优解”。
“系统给出的理由是，”
林枫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理性冷酷，“仅仅修复体细胞，如同修剪一棵病树枯死的枝叶。
而存在于生殖细胞中的潜在缺陷，是深埋于根系的病源。
即便这次治愈了王教授的癌症，她的后代，乃至更广泛携带类似缺陷基因的人群，依然面临同样的威胁。
从彻底根除疾病、提升人类整体基因健康水平的角度看，这是效率最高、最根本的方案。”
“但那是后代！是未来可能性的生命！”
陈明远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科学家的责任感和一丝愤怒，“我们没有权力，在未经过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永久性地改变他们与生俱来的基因蓝图！
这违背了最基本的人权伦理！‘扮演上帝’的后果，我们承担不起！”
“那么，眼睁睁看着已知的、可以预防的遗传悲剧一代代重演，就是伦理了吗？”
林枫反问，语气依旧平静，“当我们可以用剪刀剪断遗传病的锁链时，却因为害怕剪刀可能伤到手而选择不作为，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残忍？”
争论的声音引来了其他几位被紧急召来的核心成员——
包括一位资深生物伦理学家、一位负责与高层沟通的政策专家，以及“生命之盾”计划医疗委员会的负责人。
小小的会议室，瞬间变成了伦理与科技前沿激烈碰撞的战场。
“林教授，我理解您救人心切，也惊叹于技术的可能性。”
生物伦理学家扶了扶眼镜，语气沉重，
“但生殖细胞编辑涉及‘可遗传的基因改变’，其长期影响、脱靶效应、乃至对社会公平、人类多样性可能产生的深远冲击，都是未知的。
一旦放开这个口子，谁能保证它不会被用于非治疗性的‘增强’？谁能防止‘定制婴儿’和基因阶级的出现？这扇门，不能开！”
政策专家连连点头：“没错，国际上有《奥维耶多公约》等多个文件明确禁止生殖细胞编辑。
我们如果贸然突破，将在国际上陷入极大的被动和孤立，被视为伦理的破坏者。
这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形象和战略利益。”
医疗委员会负责人则更关注现实操作：
“即便技术上可行，法律上也没有支持依据。
如何进行知情同意？谁能代表未出生的后代同意？
临床试验的风险完全不可控，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是灾难性的。”
支持林枫观点的声音并非没有，主要来自几位年轻气盛、更注重技术可能性的研究员。
“技术本身无罪，关键在于规范和监管！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如果证明绝对安全有效，为什么不能用于消除痛苦？
难道要让伦理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枷锁吗？”
“王教授的时间不多了，我们需要最有效的方案！”
会议室里吵成一团。
理性与情感，激进与保守，对未来的憧憬与对未知的恐惧，在这里激烈交锋。
陈明远院士面色铁青，林枫则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超然的冷静，只是偶尔在听到某些极端保守言论时，眼底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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