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雨小了些，但变成了更恼人的毛毛雨。
我和金秀坐在椅子上，对着门口发呆。
铁棚里弥漫着潮湿的气息，混着洗发膏的茉莉香、烫发药水的氨水味，还有一种无所事事的焦虑。
“要不，”金秀忽然说，“咱们把账本记清楚点。”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蓝色塑料封皮，印着“工作笔记”四个字。
“我哥说的，合伙生意，账要清楚。”
她把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用圆珠笔认真写下日期，“今天上午，霞子收入：一块钱。支出：无。金秀收入：十块钱。”
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觉得有点陌生。
开业那天兴奋的、眼睛发光的金秀，此刻认真记账的样子，像个一丝不苟的会计。
“是该记清楚。”我说。
“还有，”金秀没抬头，继续写着，“咱们得说好，以后谁接待的客人，收入算谁的。”
“洗头剪发一起做的话，收入平分。”
我愣了一下：“那天不是说好，所有收入每天关店平分吗？”
“那是第一天。”
金秀终于抬起头，笑了笑，但笑容有点僵，“我哥说，这样公平。”
谁勤快谁多挣，有激励。”
雨滴敲打着铁棚顶，发出细密的声响。
录音机里，邓丽君正唱到“何日君再来”。
我想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金秀提到“我哥”时那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让我觉得反驳会显得不懂事。
“行。”我听见自己说。
下午雨停了，天还是阴着。
两点多，来了个年轻女人，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高跟鞋，哒哒地走进来。
“能吹个造型吗？”她问，声音有点尖。
“能。”
金秀立刻站起来，脸上堆起笑容，“姐，坐。”
我识趣地去调温水。
这种明显消费能力强的客人，金秀想接，我就配合。
洗头的时候，年轻女人一直说话：“我晚上要去吃饭，得弄好看点。”
“你们这儿新开的？以前我都在‘红玫瑰’做头发，那家贵是贵，但师傅手艺好……”
金秀一边应着，一边朝我使眼色，意思是这单她要自己做。
吹风、抹发油、用卷发筒做造型。
金秀忙活了半个多小时，年轻女人对着镜子左看右看，总算满意了。
“多少钱？”
“三块。”金秀说。
年轻女人利落地付了钱，又补了句：“下次我还来。”
她走后，金秀立刻在笔记本上记下：金秀收入，三块。字迹写得格外用力。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没说什么。
只是忽然觉得，铁棚里有点闷。
四点多，来了个老爷爷，头发花白，背有点驼。
“姑娘，能给推个头吗？”他声音沙哑，“便宜点，我就推短就行。”
我站起来：“爷爷，坐。一块钱。”
老爷爷慢慢坐下，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些零钱。
他数出一块钱，硬币和毛票凑的。
我给他围上围布时，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老人特有的气息。
推子嗡嗡响过，花白的头发簌簌落下。
“姑娘，新开的店？”
老爷爷问。
“嗯，第二周了。”
“好，年轻人，好好干。”他顿了顿，“我孙子跟你差不多大，在南方打工呢。”
推完头，我用海绵帮他擦干净脖子上的碎发。
老爷爷对着镜子看了看，笑了：“精神多了。”
他慢慢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下次我还来。”
“哎，爷爷慢走。”
她在笔记本上写下：霞子收入，一块。
笔尖划在纸上，沙沙的响。
那天关店时，我们算账。
金秀接待了三个个顾客，俩个造型一个烫发，一共收入十六块。
我接待了两个，收入两块。
但按新规矩分下来，落差也更大了。
金秀数钱的时候，动作很快。
她把十六块揣进兜里，抬头看我：“明天要是天晴，人应该多点。”
我没接话，低头把自己的两块钱折好，放进衣服内兜。
布料的摩擦声很轻，却像砂纸一样擦过耳膜。
窗外的天光彻底暗下来了，铁棚里还没开灯，一片昏沉。
邓丽君的磁带已经放到了头，“咔”一声轻响，录音机自动停了。
突如其来的寂静里，雨声又清晰起来，滴滴答答，敲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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