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来得很晚。
四月了，什刹海边的海棠树才冒了花骨朵。小小的，粉白色的，一粒一粒地缀在枝头，像攥紧的拳头，紧紧地收着，不肯轻易展开。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凉飕飕的，但比起冬天的刺骨，已经温和了许多。湖面上的冰早就化尽了，水波荡漾，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金光。
高寒从北大下课回来，推着自行车，照例在湖边停了一会儿。
她穿着一件旧棉袄，深蓝色的，领口的毛边已经磨得发白，有几处线头都露出来了。这是隔壁刘老太太多年前做的，针脚细密，做工扎实，穿了这么多年，依然暖和。老太太不在了，但衣服还在，穿着它，就好像老太太还在身边一样。
她一只脚撑着地，另一只脚踩在脚踏上，看着湖面上的水波出神。风吹动她鬓角的碎发，几缕白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高老师！”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她回头，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是她班上的学生，叫林晓燕，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一件碎花衬衫，脸上带着青春特有的红润。
“林晓燕，你怎么在这儿？”高寒问。
“我刚从家里回来。”林晓燕在她身边停下，喘了口气，“高老师，您看什么呢？”
“看花骨朵。”高寒指了指岸边的海棠树，“过几天就要开了。”
林晓燕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枝头上密密麻麻的花骨朵，在春风中轻轻摇曳。“真好看。”她说，“等开了，一定更好看。”
“是啊。”高寒点点头，“到时候你来，我带你好好看看。”
“好嘞！”林晓燕高兴地应了一声，又想起什么似的，“对了高老师，上次您布置的那篇作文，我写完了，明天交给您。”
“不急，你好好写。”
“嗯！那我先走了，我妈还等我回去做饭呢。”
“去吧，路上小心。”
林晓燕应了一声，蹬上自行车，很快就消失在街道的拐角。高寒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嘴角浮起一丝笑意，然后推着车继续往前走。
到了宿舍楼下，她锁好自行车，习惯性地走到信箱前，打开盖子。
里面躺着一封信。
信封是日式的，白色，右上角贴着一张樱花图案的邮票，盖着镰仓的邮戳。字迹颤抖，有好几处描了又描，看得出写字的人手已经很不稳了，但依然努力地把每一个字都写清楚。
她取出信，关上信箱盖子，站在院子里就拆开了。
里面是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印着圆觉寺的山门，古色古香的木质建筑，门前的石阶上落了一层花瓣，粉白色的，是海棠。花瓣散落在青灰色的石阶上，星星点点的，像是有人不小心打翻了一盒胭脂。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洒下来，在花瓣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她翻过明信片，看背面的字。
字迹比以前更抖了，有好几处描了又描，墨迹重叠在一起，显得有些凌乱。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用力地刻在纸面上：
“高寒小姐：
寺庙里的海棠花开了，开得不如往年好。也许是老了，也许是天气不好。酒井小姐的墓前也落了几瓣，粉白色的，很少。我坐在廊下看了半天，想起你说过，北京的海棠花开得很好。
替我看看。
土肥原玲子”
高寒把明信片看了两遍，然后小心地收好，放进口袋里。她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天空。天很高，很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像是被风吹散的棉絮。
她深吸了一口气，转身上楼。
楼道里光线明亮，春天的阳光从楼梯拐角的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温暖的光斑。她扶着扶手，一步一步地走上三楼，脚步声在安静的楼道里回响。
到了三楼，她掏出钥匙，开门。
屋子里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金色光斑。灰尘在光束中飞舞，缓慢的，轻盈的，像是某种无声的舞蹈。
桌上的东西还是那些。
沙漏、信、明信片、照片、陶片、茉莉枯枝、怀表、守林人和丹增的照片、守林人的种子、土肥原玲子的信、竹内云子的明信片、李智博的那本书、马云飞的酒瓶。
每一件都有它固定的位置，像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安静地陈列在那里，等待着某个有心人的注视。
她站在桌前，目光从那些物件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那盆茉莉枯枝上。
枯枝还是那样，干巴巴的，褐色的，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但它依然立着，倔强地立在花盆里，像是在坚持着什么。旁边那盆新茉莉长了新叶，绿绿的，小小的，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像是一颗颗翡翠。
她伸手碰了碰枯枝的顶端，指尖传来干燥而坚硬的触感。然后她收回手，走到窗前，坐下来。
窗外，什刹海的湖面上波光粼粼。有人在划船，船桨划破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有人在钓鱼，坐在岸边，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还有几个孩子在放风筝，一只红色的蝴蝶风筝在蓝天上飘飘荡荡，线拉得很长，风筝显得很小，在天空中摇摇晃晃的，像是随时都会挣脱束缚，飞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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