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的南风吹糙了铁柱的皮，却没能泡软他骨子里的思乡之情。
南方的冬天不似东北那般凛冽刺骨，雨水绵长，湿冷入髓。红星大队的瓦房屋顶常年泛着青苔的绿意，每逢雨天便滴滴答答漏个不停。清晨五点，天还黑着，铁柱就踩着梯子上了房顶，手里拎着一桶泥灰和几片旧瓦。他蹲在屋脊上，手指冻得发僵，仍一下下仔细地填补裂缝。南方的风裹着水汽钻进衣领，像针扎一样凉。
广播喇叭呜哩哇啦响了起来，播放着熟悉的革命歌曲。歌声在晨雾中飘荡，带着一种遥远而陌生的节奏感。铁柱停下手中的活儿，从怀里掏出昨天收到的信——是王麻子写的，用的是生产队废报表背面，铅笔字歪歪扭扭，像是老人颤抖的手在纸上摸索：
“你娘病重，你爹坟头的草一人高了。”
铁柱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他的喉头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他不知道王麻子说“病重”，是到底到什么程度。草长一人高？那是没人打理啊，还是与娘的病有关？
他把信折好，塞回贴身的衣袋里。那里还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临走前从家中带出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父亲陈大栓站在田埂上，母亲坐在门槛边缝补，小妹抱着一只芦花鸡，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如今，父亲已不在人世，母亲孤身一人守着老屋，而小妹，经历了这一段时间的磨砺，也早已不是那个叫“招娣”的小姑娘了。
“哥！”一声清亮的喊声从晒谷场传来。
铁柱低头望去，是小妹。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脖子上挂着那个子弹壳做的吊坠，阳光照在上面，一闪一闪地晃着光。她在教几个孩子跳皮筋，口音早已没了东北味儿，夹杂着南方腔调，唱的是当地童谣：“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
可那枚子弹壳，却是铁柱请林会计帮忙找来锉刀，一点一点削成心形，又用砂纸磨光滑，在顶端钻了个小孔，穿上线，挂在妹妹脖子上的。“这是护身符，”当时他说，“戴着它，就能回家。”
如今，他们真的要回去了。
“林叔叫你去大队部！”小妹仰着脸喊。
铁柱应了一声，收拾工具下了梯子。路过晒谷场时，孩子们围上来，好奇地看着这个沉默寡言的北方汉子。小妹牵起他的手，低声说：“哥，我昨晚梦见咱家的老黄牛了。”
铁柱心头猛地一颤，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一般。他想起了那只老黄牛，那是他们家的宝贝，曾经陪伴他们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日子。
然而，如今老黄牛早已被拉去宰杀，它的肉被分给了社员们。铁柱心里一阵酸楚，他知道妹妹梦中的不仅仅是那头牛，而是那个充满温暖和回忆的家。
在那个家里，他们能闻见炊烟的味道，那是母亲做饭时散发出来的香气；他们能看见灶火的跳动，那是父亲点燃柴火时的火光。那个家虽然简陋，但却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如今，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妹妹对过去的怀念和铁柱心中无尽的惆怅。
独眼林会计坐在大队部的小屋里，假眼在午后阳光下泛着瓷质的光泽，像一颗不会转动的玻璃珠。他见铁柱进来，叹了口气，递过一杯粗茶。
“干嘛非得回去？”他语气无奈，“这里不是挺好吗？有吃有住，工分也不少算。哪里不都是一样的讨生活？”
铁柱捧着茶杯，没说话。热气氤氲上升，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知道林叔是为他好。这一年多来，若不是林会计暗中周济，他和小妹早就撑不下去了。
可有些东西，不是温饱能换来的。
“家，”铁柱终于开口，声音低沉，“爹没了，娘还在。”
林会计怔了一下，随即苦笑：“你还记得家啊。”
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在夜色中穿行。车厢里挤满了返乡的人，行李架上堆满麻袋和竹筐，空气中混杂着汗味、烟草味和烧饼的香气。铁柱靠窗坐着，小妹睡在他肩上，呼吸均匀。
他闭上眼，却睡不着。
梦来了。
梦见爹被绑在拖拉机上批斗，胸前挂着“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嘴角淌着血，滴在雪地里，开出一朵朵红色的花。他拼命奔跑，脚陷在深雪里，怎么也追不上。突然，爹的脸变了——变成了李彩凤。她穿着白大褂，胸口插着那根绣着梅花的辫绳，眼神温柔地看着他，嘴唇动了动，似乎在说什么。
可他听不见。
“旅客同志们，长春站到了，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
广播声惊醒了他。窗外灯火闪烁，站台上的红灯笼在寒风中轻轻摇晃。小妹揉着眼睛醒来，望着窗外发呆。她手里攥着一个纸团——是临行前林会计悄悄塞给她的，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187号，儿童医院家属楼。
“哥，”小妹突然轻声说，“我想先去个地方。”
铁柱点点头。他知道她要去哪儿。
哈尔滨的冬天比记忆中更冷。儿童医院门前的梧桐树早已掉光了叶子，枯枝伸向灰蒙蒙的天空。铁柱和小妹站在当年那座自行车棚前，水泥地上早已没了血迹，只有几道浅浅的划痕，像是岁月留下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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