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天刚蒙蒙亮。
杨明宇推开老刘包子铺的玻璃门时，门框上的风铃叮当作响，声音混在蒸笼腾起的热气里，显得格外清脆。铺子不大，四张掉漆的木桌，墙上贴着泛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画，角落里一台老式电视机正播着早间新闻，音量调得很低，像是怕吵醒这座还没完全醒来的小镇。
一个鸡蛋，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杨明宇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修长的手指上。镇政府的食堂只管午饭和晚饭。
老板老刘是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儿，围裙上沾着面粉和油渍，一边给他盛豆浆，一边眯着眼打量他的制服：新来的城管干部？
昨天刚报到。杨明宇笑了笑，右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让人不自觉放松警惕的弧度。
哟，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干这行可惜了。老刘把豆浆往他面前一放，“你们城管队的单身汉都来我这吃早饭。”
杨明宇没接话，低头喝了一口豆浆，甜度刚好，豆香浓郁，比学校食堂的强多了。
窗外，青川镇的早市已经开始热闹起来。卖菜的农妇推着三轮车，车斗里堆着沾着露水的青菜。几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挤在煎饼摊前，叽叽喳喳地讨论昨晚的综艺节目。
这几年镇上人少了。老刘擦了擦手，靠在柜台边跟他闲聊，年轻人都往城里跑，剩下的大多是中老年人。
杨明宇顺着窗户望出去，街道两旁的店铺有些已经关门大吉，玻璃上贴着的纸条，被风吹得卷了边。唯一红火的是街角的网吧和彩票站，几个熬夜打游戏的年轻人顶着黑眼圈晃出来，手里还攥着没喝完的红牛。
经济不行了？杨明宇问。
厂子倒了两个，剩下的也半死不活。老刘叹了口气，前几年还有个鞋厂，养活半个镇子的人，后来老板跑路了，欠了一屁股债，工人连工资都没拿到。
正说着，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后座上的小伙子拎上一袋包子，朝老刘喊了句：刘叔，钱记账上啊！
兔崽子！上个月的还没结呢！老刘骂了一句，却也没真追出去。
杨明宇低头看了眼手表，七点整，该去中队报到了。他掏出三块钱压在碗底。
走了，刘叔。
哎，明天还来啊！老刘在后面喊。
杨明宇挥了挥手，走进熙攘的街道。卖早点的吆喝声、摩托车的引擎声、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声，全都混在一起，像是一首粗糙却真实的镇民交响曲。
他整了整制服的领口，迈步朝执法中队走去。身后，老刘包子铺的蒸笼又冒起了白烟。
青川镇执法中队的晨会总是带着宿醉般的混沌。杨明宇坐在会议室最后一排，阳光透过铁栅栏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阴影，衬得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像幅被撕碎的油画。王队长正唾沫横飞地训话，烟灰抖落在摊开的考勤表上，烫出几个焦黄的洞。
我们队里来了位新同志，大家认识一下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杨明宇，北方大学的研究生，定向选调干部。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吊扇转动的声响。几个队员交换了下眼神。
学历高是好事，说明组织上给我们派来了人才。王队长直起身，双手背在身后，但基层执法不是写文章，光有墨水不行。
他踱步到杨明宇面前，目光在他笔挺的制服上停留片刻：在老百姓眼里，我们这身制服代表的不是好看，而是责任。
会议室角落里，赵大勇低声嘀咕了句什么，引得几个队员窃笑。
王队长一个眼风扫过去，笑声立刻止住。踱步到杨明宇面前，目光如探照灯般扫过他笔挺的制服、一丝不苟的领口，最后定格在他那张过于俊朗的脸上。他忽然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咱们队，不缺写文章的笔杆子，缺的是能镇得住场子、下得去手的‘自己人’。老百姓认的不是学历，是身上这股子‘地气’。”他拍了拍自己沾着油渍的制服下摆，“你这身板、这模样，往那一站，是让人看风景呢，还是让人守规矩？”会议室里响起几声压抑的闷笑。王德发转身，声音陡然一沉：“杨明宇，从今天起，忘掉你研究生那套。在这里，‘研究生’三个字，屁用没有。”
他走到窗前，背对着所有人：上个月，我们处理了二十七起占道经营，调解了十五起纠纷，还配合消防拆除了三处违建。顿了顿，没有一起是靠嘴皮子解决的。
所以，我希望新同志能放下身段，虚心学习。当然——他忽然转身，嘴角扯出个不算笑的笑，如果你有什么好想法，也可以提。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老张的保温杯盖一声轻响，显得格外刺耳。
杨明宇微微颔首：我会向前辈们多请教。他的声音清朗，在凝滞的空气里像柄出鞘的剑。
王队长盯着他看了两秒，突然拍了拍手：好，散会。老赵，今天你带新同志熟悉片区。
七点半，晨雾未散的青川镇菜市场，像一幅洇了水的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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