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满桂麾下总兵数目不定呢?
这主要是因为孙祖寿。
孙祖寿天启年间任蓟州镇总兵官。
天启七年，孙祖寿奉命率兵增援宁锦。
辽东巡抚袁崇焕中途传箭令其回防。
孙祖寿折断令箭，仍执行原来的命令，虽然解围有功受到褒奖。
却因违反了袁崇焕的命令被罢官为民，赋闲在家。
己巳之变爆发后，朝廷诏命各镇入援勤王。
孙祖寿变卖家产，招募千名勇士，亲自率领着前往北京勤王。
明廷为表彰他的忠义，给了他一个“招练总兵”的名义，却没有划拨固定的驻地和粮饷。
只是让其负责安置流亡百姓，保护天寿山林木，防止樵采事宜。
当时兵部对他的官职也裁定不一。
有人说他是总兵，也有人算他是副总兵。
说白了，他就是个有头衔却无实权的“光杆司令”。
满桂麾下另外两位实职总兵是麻登云和黑云龙。
麻登云是蓟镇总兵，蓟镇防线被后金攻破后，他率领残部千人退至京畿一带；
黑云龙则是接替在遵化战死的赵率教，担任山海关总兵，此时也只领着一支不足千人的疲惫不堪残兵。
后世传言满桂麾下有四万大军，那不过是后金为了夸大战功而散布的谣言。
据《国榷》等权威史料记载，随满桂出城作战的，实则只有五千人。
所谓的“四万兵”，是指他作为武经略理论上能指挥的各路援军总数。
包括两万辽军（但此时已随祖大寿东逃）、卢沟桥申甫部的七千车营兵、进驻涿州的山西与河南援兵八千。
但这些兵力分散各地，远水解不了近渴，真正能随他出战的，只有这五千人。
十二月十六日，明廷正式启动董羽宸提出的“车轮战”战略。
满桂在营中举行了盛大的誓师大会。
他身披坚固的铠甲，手持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站在高台上，声如洪钟：“我等深受国恩，今日当以死报国！若有退缩者，无论是谁，军法处置！”
台下的五千士兵深受鼓舞，齐声高呼：“誓死杀贼！保卫京师！”
为了确保战事顺利，崇祯帝再次下旨强化军纪：
命满桂全权监督各总兵，对作战不力、观望不前之人，可直接上奏朝廷重处；
户部派司官一员前往前线，专门督理军饷与功赏发放，务必做到及时足额；
派遣太监高起潜担任监军，赋予他“就地正法”违法犯罪士兵的权力；
同时令昌平总兵尤世威率兵暂移驻地，前往固安一带，负责策应满桂部的行动。
当日午后，雪终于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微弱的光芒。
武经略满桂率领着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三名总兵（孙祖寿虽为“光杆司令”，但仍主动请缨随行）及五千兵力，出永定门外二里处扎营。
满桂的作战计划十分明确：
第一步，率军前往固安。
据董羽宸的奏报，固安城内仅驻守着三千后金兵，兵力薄弱，是理想的进攻目标；
第二步，攻克固安后，率军南下，与驻守涿州的耿如杞、范景文部八千援兵汇合；
第三步，整合各路援军后，北上与卢沟桥的申甫部相互配合，采用“车轮战”战术，不断骚扰、疲惫后金军，待其士气低落、粮草不济时，再与涿州的红夷大炮配合，一举将其歼灭。
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徐光启请求调取的红夷大炮已顺利运抵涿州。
这更坚定了满桂的信心。
他站在营寨的了望塔上，望着南方的天空，心中充满了期待。
他相信，只要计划顺利实施，明军一定能扭转战局，重创后金。
然而，满桂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当时的皇太极正率领军队攻略京城周围。
攻破良乡、固安等地时麾下游骑捕获正在劫掠乡野的辽军逃卒。
当皇太极从逃卒口中得知袁崇焕被捕入狱，辽军主力随祖大寿逃回山海关的消息后。
大喜！认为此时正是杀回北京，给予明朝致命一击的好时机！
他当即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
十二月十六日，后金军突然改变部署，从良乡转向北京。
这一突然的举动，如同釜底抽薪，瞬间打乱了明廷“先消耗后决战”的全盘计划。
后金大军在行军途中，与北上的申甫部不期而遇。
双方先后在柳林、大井展开激战。
申甫部虽然装备了战车和火器，但士兵多为新募之卒，缺乏实战经验，且未经严格训练。
首战柳林，明军便因配合失误而失利；
再战大井，又因士气低落而溃败。
申甫率残部一路退至卢沟桥，凭借卢沟桥的有利地形，以车营结阵防御。
后金骑兵呼啸而至，密密麻麻的战马如黑云般压了过来。
他们并未正面强攻车营，而是采用了灵活的战术——以一小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主力精锐骑兵则绕至车营后方，发起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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