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伦敦唐宁街十号书房内，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对着摊开的地图与雪片般飞来的糟糕战报，发出近乎歇斯底里的低吼——“增兵！必须增兵！缅甸绝不能在我的任上丢掉！那些印度人，死了就死了，只要伦敦的旗帜还在仰光总督府上空飘扬，只要最后一个印度士兵没有倒下，大英帝国就绝不会对一群拿着倭寇破烂的土匪投降！”——这道来自帝国心脏、冷酷而绝望的命令，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钥匙，瞬间将缅甸的冲突，从一场血腥的治安战，推向了一场旨在彻底毁灭、播撒无尽仇恨的种族灭绝式焦土战争。而大英帝国殖民机器那早已锈蚀却依旧狰狞的齿轮，在加尔各答的印度总督府内，开始了它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转动。
印度总督威林登勋爵，一位以铁腕和“效率”着称的老牌殖民官僚，在接到伦敦不惜一切代价镇压的严令后，他那张被印度湿热气候和威士忌浸润得泛红的脸庞上，没有半分对生命的怜悯，只有一种急于向伦敦证明自己能力、同时彻底碾碎任何挑战帝国权威之苗头的狂热。他首先签署的命令，便是对早已被关押、原定于数月后才执行绞刑的缅甸着名民族主义领袖、农民起义领导者萨耶山，立即执行死刑。“必须用最严厉的惩戒，震慑所有心怀不轨的缅甸猪猡！要让他们的血，冷却其他蠢蠢欲动者的心！” 五月的一个阴沉清晨，萨耶山在仰光永盛监狱的绞刑架上慷慨就义，他临终高呼“缅甸万岁”的嘶吼，被狱卒用破布塞回喉咙，但他的死讯，却像一道无声的惊雷，瞬间传遍了缅甸的山林与平原。
紧接着，总督府下达了更为残酷、也被后世称为“缅甸焦土令”的一系列指令。其核心简单而野蛮：既然叛军像老鼠一样藏在丛林里，依靠村民的接济生存，那么，就毁掉他们所有的藏身之所和食物来源！命令驻缅英军及附庸部队，在空军侦察（指引下，对叛军活动频繁及疑似提供支持的所有村庄、山区聚居点，实施“焦土政策”——烧光（房屋、粮仓、寺庙）、抢光（所有牲畜、粮食、财物）、杀光（所有无法证明绝对“忠诚”的成年男子，并将老弱妇孺强制迁离）。同时，在交通相对便利的平坝地区，设立所谓的“保护性集中营”，将大量失去家园的缅甸农民强行驱赶进去，实行严格的配给和管控，旨在切断独立军与民众的一切联系，将其饿死、困死在丛林深处。
命令被不打折扣地执行了，甚至被急于立功的基层军官加倍放大。锡克骑兵的马刀、廓尔喀士兵的弯刀、印度辅助部队的枪托与火把，成为了这场“焦土”行动的主角。浓烟开始在各个山谷升起，昔日宁静的村庄化为一片片冒着余烬的焦土，稻田被践踏，佛寺的塔尖在火焰中崩塌。来不及逃走的村民被当作“匪属”当场射杀，或押往条件恶劣、疾病横行的集中营。妇女的哭喊、孩童的惊叫、与牲畜临死的悲鸣，混杂在枪声与火焰的噼啪声中，构成了一幅人间地狱的图景。英军的随军记者被禁止报道这些场景，但总有些画面，会透过层层封锁，刺痛良知尚存者的眼睛。
然而，帝国统治者们彻底错估了人性，也低估了仇恨所能催生的力量。他们以为的“震慑”与“隔离”，非但没有瓦解缅甸独立军的抵抗，反而如同一瓢滚油，浇在了本就因萨耶山之死而悲愤不已的干柴之上。这场不分青红皂白的集体惩罚与种族清洗般的暴行，彻底激怒了缅甸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原本在“缅甸人管理缅甸”幻想下与英殖民当局有限合作、或至少保持沉默的德钦党成员、受西方教育却心怀祖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在缅甸社会拥有巨大精神影响力的佛教僧侣。
在此之前，他们对“缅甸独立军”这个突然冒出来、装备日械、口号激进、背景神秘的组织，多少抱有疑虑，甚至因其可能的“外国背景”而有所疏离。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合法的、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权利。但如今，殖民者的刺刀与火焰，毫不留情地撕碎了所有温和的幻想。萨耶山的血尚未冷，同胞的尸骨又在焦土中堆积。法律、谈判、请愿，在赤裸裸的种族灭绝暴行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可笑。
“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幻想了！” 在曼德勒一间隐秘的佛寺禅房里，几位德钦党资深领导人与着名的高僧相对无言，眼中是相同的悲愤与决绝。其中一位曾留学牛津的律师，声音沙哑地打破了沉默：“英国人已经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们要的不是统治，是灭绝。萨耶山先生的血，万千同胞的泪，告诉我们，除了拿起武器，我们已无路可走。”
“可我们……没有武器，没有军队。”另一位作家出身的党员绝望地低语。
“不，我们有。”那位高僧缓缓开口，他年逾古稀，但目光如炬，“山林里，不是有一支在战斗的军队吗？他们分田给穷人，袭击英国走狗，现在，也在抵抗这场浩劫。不管他们背后是谁，至少，他们手中的枪，对准的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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