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他明白，所谓“部分指挥”只是好听的说法，一旦条约签署，暹罗和缅甸的军队实际上就成了南方军委的附庸军。
“第四，暹罗和缅甸的外交政策需与南方军委保持协调一致。”李幼邻说完最后一条，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放在腹前，“所有重要的外交照会、国际条约签署、使节派遣，事前都要通报我们。我们不一定会否决，但必须有知情权和建议权。”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规律的滴答声。这哪里是什么平等盟约，分明是一份将暹罗和缅甸军事、经济、外交主权全部纳入南方军委体系的保护国条约。保护国的色彩浓得化不开，甚至连掩饰都懒得做了。
“总指挥，”冯庸终于打破了沉默，声音谨慎，“暹罗新政府那边……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吗？披汶那个人，我在接触中感觉，是个有野心的角色，恐怕不会甘心做傀儡。”
“他们当然不会甘心。”李幼邻嘴角勾起一丝几不可察的弧度，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只有冰冷的算计，“但冯兄，你告诉我，他们有什么资本不甘心？披集和披汶是靠我们上的位，政变当天的部队是谁提供的武器？是谁控制着曼谷的电台和交通枢纽？又是谁帮他们清洗了保皇党残余？现在他们内部未稳，南方四府还在闹独立，北方的军阀也在观望。外部呢？英国人的抗议照会一天比一天严厉，美国人在观望，法国人在印度支那虎视眈眈。离开我们的支持，他们那个‘国家拯救委员会’连一个月都撑不住。”
他站起身，走到巨幅地图前，手指点在曼谷的位置：“这份条约，对他们来说，是续命的良药，也是我们掌控他们的锁链。披汶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最懂得审时度势。他现在需要我们的枪炮来镇压内部，需要我们的金援来稳定经济，需要我们的承认来获得国际合法性。至于主权？等他能坐稳位置再谈吧。”
“那如果……他们真的一时糊涂，拒绝呢？”李宗仁的特使忍不住问。
李幼邻转过身，背对地图，面朝众人。窗外的光线从他身后照来，将他的面部隐在阴影中，只有那双眼睛亮得慑人。
“那就换人。”三个字，轻飘飘的，却让会议室温度骤降，“披集亲王还有个弟弟在国外吧？曼谷军队里，我们难道只培养了披汶一个？别忘了，政变那晚，控制王宫卫队的颂提上校，可是在广西受过训的。选择，从来都不止一个。”
这话让所有人都心头一凛。李幼邻对暹罗的渗透，远比他们知道的更深。
“通知曼谷，”李幼邻走回座位，下达指令，“条约可以谈判细节，但基本原则不容更改。如果他们真有诚意，就让披汶亲自来仰光谈。而且，”他顿了顿，加重语气，“谈完之后，最好能去奉天正式访问一趟。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暹罗的新主人，站在谁的一边。”
曼谷，“国家拯救委员会”临时总部，一月二十八日。
这里原本是国防部的一间机密会议室，如今成了这个新生政权的决策核心。厚重的橡木门紧闭，窗户都拉上了厚重的窗帘，只有头顶的吊灯投下昏黄的光。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烟、汗水和焦虑混合的气味。
披汶·颂堪一身崭新戎装，熨烫得笔挺，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但若仔细看，能发现他眼下的乌青，那是连续多日睡眠不足的痕迹。他坐在长桌一端，腰杆挺得笔直，竭力维持着军人的威严。坐在他左侧的披集亲王，这位王室远支、政变的共谋者，此刻却像老了十岁，原本保养得宜的脸上沟壑纵横，眼神涣散，只是机械地抽着雪茄，烟雾缭绕中，他的面容愈发模糊。
桌上摊开着从仰光发来的条约草案副本，以及南方军委电台用密码发来的简短照会。几位“国家拯救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有军人，有官僚，也有个别投机的商人代表——传阅着文件，每个人的脸色都像吞了苍蝇一样难看。
“这……这和亡国有何区别？”终于，一位出身王室的委员，吞了吞口水，声音发颤地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他是前朝贵族，在政变中投机加入，本以为能分一杯羹，此刻却觉得自己跳进了一个无底深渊。“军事、经济、外交，全部拱手让人！连关税自主都没有！这……这比英国人当年逼我们签的《鲍林条约》还要苛刻十倍！”
“何止是亡国，”另一位戴着金丝眼镜，曾留学法国的文官苦涩地说，“简直是沦为附庸，不，是殖民地！‘经济协作委员会’？说得好听，不就是把我们当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吗？‘军事统一整训’？我们的军队以后还听曼谷的吗？还有这条，‘外交政策需与南方军委保持协调一致’——协调一致？不就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吗？”
披集亲王猛地吸了一口雪茄，被呛得咳嗽起来。他放下雪茄，声音嘶哑：“当初……当初联络南方军委，是为了扳倒拉玛七世，是为了让暹罗摆脱王室的腐朽，走向富强……可不是为了把国家卖给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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