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执行伦敦的指示。”他最终说道，声音疲惫得像是在砂纸上磨过，“但请您转告首相：当我们在谈判桌上让步时，李幼邻正在他的地图上画线。今天我们让出一步，明天他就会要两步。这不是终结，这只是开始。”
威尔逊没有回答。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豆大的雨点敲打着玻璃，像是无数的手指在急促地叩问着什么。
几乎在同一时间，巴黎殖民部那栋华丽而古旧的大楼里，一场气氛凝重的会议正进行到深夜。长条会议桌上铺着绿色呢绒，水晶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墙上的巨幅地图上，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被涂成蓝色，从北圻的红河三角洲一直延伸到南圻的湄公河平原，像一块贴在中国南疆的膏药。可现在，这块膏药的边缘似乎在卷曲、在剥落。
殖民部长夏尔·杜梅格用一根银质裁纸刀轻轻敲打着西贡的位置，发出笃笃的轻响。“先生们，新加坡发生的事，绝不能在印度支那重演。绝不能。”他重复了两次，每次敲击的力度都更重一分。
“部长先生，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印度支那总督府特使、一位头发花白的陆军上校站起身，指着地图汇报道，“过去一个月，我们向交趾支那增派了两个外籍兵团营，加强了河内、海防、西贡的城防，所有华人社团和学校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越盟的活动确实在增加，但我们的情报网正在渗透，已经有十几名骨干分子被逮捕——”
“逮捕？”杜梅格打断了他，裁纸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冷光，“上校，新加坡的英国人逮捕了上千人，枪毙了几百人，结果呢？暴力反而升级了！因为问题不在几个人，而在人心。我收到报告，西贡的华人商会最近三个月有超过两百万法郎的资金流向不明，很可能通过地下渠道支持了叛乱组织。河内的明乡人（在越华人）子弟，过去以进入法国学校为荣，现在却偷偷传阅从广西、云南走私进来的中文小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驱逐殖民者’！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工厂，正在培养我们自己的掘墓人！”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只有窗外巴黎夜晚的马车声隐隐传来，遥远而不真实。
“那部长的意思是？”有人小心翼翼地问。
“两手都要硬，但方法要聪明。”杜梅格放下裁纸刀，双手撑在桌面上，“第一，军事上继续施压，但要更有针对性。不要大规模搜捕，那只会制造更多敌人。我们要用精锐的小分队，实施精准清除，特别是那些与南方军委有联系的骨干。暗杀、绑架、制造意外——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我要让那些想和外人勾结的叛徒，在睡觉时都睁着一只眼睛。”
“第二，文化上要切断他们的根。加速推进同化政策，但要有选择性。对那些愿意改信天主教、取法国名字、送子女进法语学校、公开宣誓效忠法兰西的本地精英——不管是越南人还是华人——给予完整的公民权，让他们进入殖民政府的中低层，让他们拥有土地和商业特权。要让他们觉得，做法国人比做什么‘亚洲兄弟’更有利可图。”
“第三，经济上要分化。华人控制了米业、橡胶、航运，这是事实。我们不能一下子把他们全逼到对立面。要拉拢大的，打击小的。给那些最大的华商家族特许权和合同，让他们赚到钱，然后通过他们去控制、去镇压那些小商贩和工人。记住，饥饿的肚子最容易滋生革命，但如果肚子是华人老板让他们饿的，他们的仇恨就会转向华人老板，而不是我们。”
一位文官模样的部长助理犹豫道：“可是部长，这样做会不会……有悖于共和国的价值观？而且，华人非常精明，他们可能表面上合作，暗地里——”
“共和国？”杜梅格冷笑起来，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灯火阑珊的巴黎，“先生们，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巴黎的沙龙，是远东的殖民地。在那里，价值观是建立在军舰的甲板和步枪的射程之上的。至于华人精不精明……”他转过身，阴影遮住了他半边脸，“那就看我们能不能给出让他们无法拒绝的价格了。记住，我们的底线是：印度支那必须永远是法兰西的印度支那。为此，我们可以和魔鬼跳舞——但音乐必须由我们来弹奏。”
会议在午夜散场。官员们陆续离开，杜梅格独自一人留在会议室。他走到那幅巨大的远东地图前，目光从印度支那缓缓移向南方——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海。那些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此刻在他眼中不再是盟友的领土，而是多米诺骨牌的前几块。新加坡已经摇晃，接下来会轮到谁？西贡？河内？还是巴达维亚？
他拿起一枚红色的图钉，按在西贡的位置上。接着又拿起一枚，按在河内。图钉在煤气灯下泛着血色的光泽。
“不能让火势蔓延。”他喃喃自语，“至少，不能先在我们这里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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