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调查，我要确凿证据。”德·扬格最终说道，“同时，适当调整策略。对那些温和的、愿意对话的土着领袖，可以给些甜头——比如允许他们成立‘文化协会’或者‘慈善基金会’，给他们一点虚名，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我们要分化他们，不能让所有反对者团结在一起。”
“是，总督阁下。”
范·霍恩退下后，德·扬格独自站在窗前良久。夕阳将天空染成血红，一如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用火炮和鲜血征服这片群岛时那样。但时代变了，他隐隐感觉到，旧的世界秩序正在崩塌，而新的力量已经悄然崛起。
就在荷属东印度暗流涌动的同时，法属印度支那的局势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交趾支那，湄公河三角洲，十月的一个雨夜。
雨水如注，将西贡郊外的橡胶种植园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水幕中。在一间简陋的工棚里，几个身影围着一盏昏暗的油灯。雨水从茅草屋顶漏下，滴在泥地上，发出单调的声响。
“这是北边同志传来的最新指示。”说话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越南人，名叫阮文涛，他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在西贡地区的地下联络员。他手中拿着一份用油纸仔细包裹的文件，纸张已经被雨水浸湿边缘，但字迹还清晰可辨。
围坐的几人都是当地党组织的骨干，有橡胶工人、小学教师，还有一位是附近村庄的农民代表。
阮文涛压低声音念道：“……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工农群众，揭露法国殖民者和封建地主的剥削，组织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采取隐蔽、分散、灵活的方式，避免过早暴露……”
“又是‘经济斗争’。”一个满脸风霜的橡胶工人嘟囔道，“我们已经组织了三次要求提高计件工资的请愿，法国工头每次都答应‘向上反映’，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上次我们还被警察抓走了三个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月才放出来。”
“北边的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能急躁。”阮文涛平静地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有二十万军队，还有外籍兵团和本地伪军。如果我们现在就发动武装起义，无异于以卵击石。我们要学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地削弱他们。”
他展开文件的第二页：“这次北边转来了一些经验，是南方军委在缅甸和暹罗组织群众运动的做法。比如，他们建议我们可以组织‘互助会’，表面上是工人之间互相借钱应急、帮忙照看生病家人，实际上可以成为我们联系群众的纽带。还有，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开展工作——比如成立‘读书会’，名义上是学习法文和越南文，实际上传播进步思想；或者组织‘体育协会’，通过足球、武术等活动团结年轻人。”
“这些都需要钱。”小学教师插话道，“租场地、买书、印材料，都要钱。我们大多数同志连饭都吃不饱。”
阮文涛点点头，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叠法属印度支那皮阿斯特纸币，还有少量美元。
“北边的同志支援了我们一些经费。”他说，“虽然不多，但能解决燃眉之急。另外，他们还转来了一些南方军委提供的建议，关于如何在不引起殖民当局注意的情况下筹集资金——比如组织工人合作社，集体购买米粮，避开中间商剥削；或者在农民中推广高产稻种，增加收成后抽取少量作为组织经费。”
油灯的火苗在众人脸上跳动，映出一双双沉思的眼睛。外面的雨声渐渐小了，远处传来法国种植园主宅邸的留声机音乐，那是巴黎最新的流行歌曲，与工棚里的贫困和压抑形成刺眼的对比。
“还有一件事。”阮文涛的声音更低了，“北边的同志说，南方军委那边通过中间人表达了意愿，愿意在反法殖民的斗争中与我们‘保持某种程度的默契’。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如何建立地下交通线、如何应对警察搜查的技术指导，必要时候，还可以提供少量资金援助。”
“南方军委？”农民代表皱起眉头，“那不是李幼邻的势力吗？他们在中国东北跟日本人打，在缅甸跟英国人打，现在又把手伸到我们这里。他们安的什么心？”
这个问题让工棚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印度支那共产党与南方军委在意识形态上确实存在差异——前者信奉马列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后者则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和渐进改革。更重要的是，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对任何外部势力都抱有本能的警惕，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被中国人统治过，被法国人殖民，深知“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道理。
阮文涛斟酌着词句：“北边的同志分析过，南方军委的主要目标是驱逐西方殖民者，建立以华人为主导的南洋联邦。这与我们驱逐法国殖民者、实现越南独立的现阶段目标有重合之处。胡志明同志指示，我们可以与他们保持接触，接受一些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但必须保持独立性，不能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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