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的人来得很快，先是吉普车，后是卡车，
穿制服的人从车上跳下来，把山梁围了起来。
有人拍照，有人画图，有人蹲在地上捡东西——金条、戒指、烧焦的布片、假苟赖牛怀里那几张画着地图的纸。
假苟赖牛的脸被翻过来的时候，有人蹲下去扒拉他的头发，扒拉了几下，手指头抠住什么，往上一揭——一层皮揭下来了。
底下那张脸，五十来岁，国字脸，眼角一道疤。
没人认得。
“搜他身上。”
有人说了句。
假苟赖牛的衣裳被一件一件扒下来，贴身的棉袄里子上缝着个口袋，
剪开，里头掏出来一本小本子，巴掌大，皮面烧焦了一半，里头的纸还完好。
日文写的，密密麻麻的。
还有几张照片，黑白的，边角卷了，
一张上是个年轻女人，穿着和服，站在一间木房子前头，笑得很浅。
另一张是个男人，穿着倭奴国军装，腰里别着军刀，站在一台大炮前头，表情很凶。
照片后头写着字，日文的，看不懂。
还有一张纸，叠得方方正正，展开来，是一份出生证明。
父亲那一栏写着倭奴名字，母亲那一栏写着中国名字，
边上盖着个红戳，昭和十四年。
领头的把那些东西收好，站起来，说了句，
“进洞。”
那扇矮门被撬开的时候，吱呀呀响，声音在山沟里回荡，听得人头皮发麻。
门开了，黑漆漆的洞口往外冒出一股气味，又潮又腥，
混着腐烂的木头和药水的味道，站在洞口的人不约而同往后退了一步。
手电筒的光柱劈进去，照出甬道口那三具白骨。
肋骨、脊椎、头骨，散了一地，
手电筒光晃过去的时候，头骨的眼窝黑洞洞的，朝着洞口，像在看着他们。领
头的蹲下去，捡起那个搪瓷缸子，翻了翻，又放下，站起来，往里走。
石室里的东西一样一样被搬出来。
量杯、烧瓶、托盘、长钳子、铁架子、铁桌子，锈得一碰就掉渣。
那些瓶瓶罐罐被小心翼翼地装进木箱，外头写上编号。
黑板被整个撬下来，翻过来看，背面也写着字，还是那几行——1945年8月。
架子后头、桌子底下、墙角里，骨头被一块一块捡出来，摆在白布上。
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完整，有的碎成小块，拼都拼不起来。
摆满了整整三块白布。
有人数了数，十七具。
消息传到村里的时候，是下午了。
井台边上围满了人，没人说话，就那么站着，听着。
苟二能的爹蹲在墙根底下，烟袋叼在嘴里，没点。
他忽然开口，声音哑哑的，
“那年我七岁，我爹被他们抓走了，再没回来。”
他顿了顿，
“我妈等了他三年，后来不等了。”
没人接话。
王老蔫靠着墙，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大伯也是那年没的，家里人一直说是在山上摔死的，
他小时候信了，现在看，是假的。
孙寡妇站在人群外头，手里攥着个包袱皮，攥得指节发白。
她男人死的时候才二十三，刚结婚半年，说是去山上砍柴，再没回来。
她等了四十年。
有人哭了。
哭声不大，闷在胸腔里，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呜呜的，像风声。
哭的人越来越多，井台边上站着的、蹲着的、靠墙的，都在抹眼泪。
婆娘们搂着孩子，把孩子的脸埋在自己肩膀上，不让他们看。
男人们背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晚上，公社的人把假苟赖牛的遗物整理完，
那份出生证明上的字被翻译出来：
父亲，山田正夫，倭奴国北海道人士； 母亲，刘氏，北满特别区呼兰县人。
昭和十四年，北海道。那个穿和服的女人是他的母亲，那个穿军装的男人是他的父亲。
他母亲是被强奸的，怀孕后生下了他。
他不被承认，不被接纳，却始终觉得自己是倭奴人，高人一等。
倭奴战败那年，他母亲被他父亲一枪打死，他没被带走，留了下来。
他在那本小本子里写，
“我是山田正夫的儿子，我是大倭奴帝国的血脉。
我不能留在这里，我要回去，认祖归宗。
我要找到那批财宝，那是帝国留给我的遗产。”
白丽雅松了一口气，最毒的一根刺终于被拔掉了！
一切尘埃落定，当晚，白丽雅终于有时间也有心情盘点空间里的收获。
妹妹已经沉沉睡去，她一个人坐在炕上，把空间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清点过去。
金条六百六十四根，码在空间角落里，黄澄澄的，摞了四层。
银锭一千零二十三块，个头比金条大，沉得坠手，搁在金条旁边，白花花的。
当时，那个山洞里还有一些宝石戒指、首饰，甚至还有玉佛、怀表、铜钱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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