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庭长，您对方案有意见可以提。”
“不是有意见。”老庭长把拐杖往地上拄了拄，手背上全是老年斑，但握拐杖的力气不小，
“我干少年审判的时候，汉东省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是很低的。后来逐年升高，不是孩子变坏了，是我们这些人变懒了。你这个方案里提的那几条——专门经费、专门法官、专门程序——我当年打了好几次报告，都没批。不是上头不批，是没人推。没人愿意为小孩的事得罪人。”
他把拐杖换到另一只手上，“今天是第一次有人把报告递上去。你替我谢谢祁同伟，就说那个弃权票，不是反对，是我这张老脸挂不住。”
侯亮平把老庭长送出省委大院。
台阶下面的雪松在风里站得笔直，松针上积了一层薄霜。他把老庭长扶上车，关车门的时候，老庭长又摇下车窗说了一句：“那个方案里有一句话写得好——‘少年司法不是小儿科的司法，是国家的良心’。这句话谁写的。”
“祁同伟加的。”
“我就知道。”老庭长把车窗摇了回去。
方案正式实施那天，汉东省少年法庭集中管辖试点在三个地级市同时挂牌。
祁同伟去了离省城最近的一个点——东城区法院。
法院不大，一栋四层小楼，院子里种着两棵银杏，叶子落得满地金黄。
少年法庭设在二楼最里面那间，门牌是新做的，上面写着“少年审判庭”，字体是圆角的，不像别的审判庭门牌那样棱角分明。
审判台不是传统的高台，而是一张圆桌。椅子不是硬板凳，是带扶手的软椅。
墙上的国徽挂得比别的法庭低一些，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不用仰头就能看到。
墙角放着一个书架，上面有初中课本、几本励志书和一套积木。
书架旁边立着一块小黑板，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三个字——“明天见”。
这是侯亮平的主意，他说少年法庭应该让人相信还有明天。
挂牌仪式很简单，没有剪彩，没有领导讲话。
东城区法院院长带着祁同伟在法庭里转了一圈，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
副院长在旁边补充说，集中管辖以后，全区所有未成年人案子都集中到这个法庭审理，由专门法官负责，不再分散到各个刑事庭。
法官的任命是省高院直接下的文，条件是从事刑事审判一定年限以上且有心理咨询师资格。
他说全省符合条件的法官不多，这一批只选出了几个人，都放在试点城市了。
祁同伟站在那张圆桌前面，伸手摸了摸桌面。
桌面是木头的，新上的漆，光滑温润。
他问了一句：“第一个开庭的案子是什么。”副院长翻了翻排期表，说是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被告人还是一个学生，偷了同学手机。
家里没人管，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地打工。
祁同伟说开庭那天他来旁听。
几天后开庭。
祁同伟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没有人注意到他。
圆桌周围坐了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被告人，还有一个社会调查员——这是少年法庭的新岗位，职责是在庭前对被告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做全面调查，形成书面报告提交法庭。
社会调查员是个年轻女人，戴着眼镜，说话声音很轻，但吐字清楚。
她花了好几分钟念完了调查报告，念完以后法官问她有没有补充，她说有。
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装着一叠奖状——市级三好学生、校运会长跑第二名、硬笔书法比赛一等奖。
她说这些是她在被告人家里找到的，他父亲把这些奖状贴在最显眼的那面墙上，每年过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擦奖状上的灰。那个孩子坐在圆桌的另一边，低着头，肩膀开始抖。
法官问他有什么要说的。
他站起来，站了好几秒，嘴巴张了又合，最后说了一句：“我爸今年没回来过年。我想给他打电话，手机没话费。我就是想给他打个电话。”他说完这句话，公诉人把起诉书合上了，辩护律师把钢笔放下了，旁听席上有个人站起来走了出去——是张律师，他今天没有坐在辩护席上，他坐在旁听席。
他走到走廊里，对着窗户站了很久，然后回来继续听。
那天的庭审结束后，祁同伟在法院门口碰到张律师。
张律师说了一句话：“这个法庭，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我以前见的是办案的地方。这个——像是治病的地方。”
“你不是说给你儿子听的吗。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今天的事。”祁同伟说。
张律师掏出手机走到银杏树下拨了个号码，电话通了，他对着话筒说：“儿子，我今天在少年法庭旁听。不是爸爸当年那种——是新的。圆桌。有社会调查员。法官问了他很多问题，不是审他，是了解他。他比我当年幸福。以后你回来，也会在这样的法庭里。”
他声音有些发抖，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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