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置业如果跟方家兄弟有关，那这个案子就不是后来的利益输送了——赵立春时代，方家兄弟就已经在核心项目里掺了一腿。
方守信等了二十多年才把这批档案交出来，他现在躺在医院里，腿还打着石膏，我们得让他知道——他守的东西没有白守。”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语气很重。
季昌明又说既然通达置业浮出来了，那就查到底——赵立春时代的事，也得查。赵立春虽然不在了，但当年的项目烂尾了、资金流失了、责任人还活着。
方守信守了二十多年，不能让他再等了。祁同伟站在楼梯口看着季昌明拄着拐杖一步一步下楼，拐杖敲在水泥台阶上笃笃笃地响。
他叫住季昌明，说季检，通达置业的法人代表如果还是方志明那边的人——方守信怎么办。他毕竟姓方。季昌明回过头来，说方守信已经跟方家兄弟割了几十年了，他把档案交出来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如果有需要，还是要按规定回避。祁同伟说我明白了。
下午，侯亮平从工商局回来了。
通达置业的工商档案显示，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曾经变更过两次。第一次变更时，法人代表从蔡某变更为方志明的妻子。
第二次变更时，又从方志明的妻子变回蔡某。两次变更的时间点恰好分别对应大风厂拆迁启动和赵立春被调查前后。显然通达置业变更法人是在规避什么——赵立春时代，让方志明的妻子当法人，是为了方便操作。赵立春要出事的时候赶紧把法人换回去，是为了切割。
这种操作手法跟通达贸易如出一辙，但通达置业的体量比通达贸易大得多——国际会展中心一个项目，资金流水就是数亿级别。这意味着方家兄弟的涉案金额比之前查实的还要大。侯亮平说蔡某在工商登记里留了联系方式，是很多年前登记的一个老电话号码，打过去已经停机了。
“蔡某——又是姓蔡。通达贸易的蔡晓峰，通达置业的这个蔡某，都姓蔡。
同一个姓，相似的操作手法，相似的公司名称——这两个人很可能有关系。”祁同伟说着掏出手机，翻到蔡成功的号码。蔡成功还在里面服刑，但按规定可以通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管教接的，说蔡成功在缝纫车间，让祁同伟等一下。
过了几分钟蔡成功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中气十足，背景音是缝纫机嗡嗡的声音。
“祁常务！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蔡成功，我问你一件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通达置业的公司。法人代表姓蔡。”
电话那头的缝纫机声忽然停了——不是全部停了，是蔡成功把自己那台踩停了。“通达置业——那是我表弟开的。不是蔡晓峰，是蔡晓峰他亲哥，叫蔡晓东。祁常务，蔡晓东是不是又出事了。”蔡成功的声音忽然变得很紧张。
“你之前怎么没交代过蔡晓东和通达置业的事。”
“我交代了呀——我交代了蔡晓峰，通达置业的事我确实没提。不是因为我想瞒——是我忘了。
蔡晓东在我进来之前就出国了。他说他再也不回来了。”蔡成功的声音沉了下去，缝纫机也不踩了，话筒里只有车间里别人踩缝纫机的嗡嗡声，
“我进来的时候——那时候大风厂刚倒，我自己的事都说不清楚。蔡晓东的事我就没说。他是我亲表弟，他妈跟我妈是亲姐妹。
小时候我们住一个院里，他跟着我跑前跑后的。后来我把他带进房地产行业——是我害了他。他不像蔡晓峰那么贪，但他不懂拒绝。方志明让他当法人他就当了。他跟我说哥，我当这个法人会不会有事。我说没事，就是个挂名的。我错了。”
祁同伟把话筒换到另一只手上。“蔡晓东在国外——能联系上吗。”
“能。他妈有他的电话。但他不会回来——他说他一辈子都不想再跟汉东扯上关系。”
“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不是劝他回来——是告诉他，督查组在查通达置业的事。如果他愿意配合调查，主动说明情况，可以从轻处理。如果他一直躲着，等我们把证据链补齐了发通缉令——那就被动了。”
蔡成功沉默了一会儿。缝纫机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是他重新踩动了踏板。他说好，他给他打电话——但能不能让他先写个邮件，整理一下思路。祁同伟说可以，把督查组的邮箱给了他。
与此同时，陆亦可已经查到了另一条线索。
方守信保存的档案里，国际会展中心项目的竣工验收报告显示，这个项目在验收环节也有问题——验收委员会成员里有一个名字叫某某某，以“法律顾问”身份签了字。又是某某某。
陆亦可把这条线索并入了某某某的案卷，某某某在赵立春时代的每一个关键项目里都留下了签名——审批的时候签“合规”，验收的时候签“法律顾问”，出事以后在饭局上给方家兄弟出主意怎么规避调查。
这个人不是“被牵连”的，他是主动参与其中的核心成员。
她从省高院调了某某某的法官履历，发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某某某当年从省高院借调到省委政法委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候高育良是政法委副书记。
在那段时间里某某某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司法保障的意见，这份意见后来被赵立春批示“很好，具有指导意义”。
而这正是方守信那批被销毁的档案文件之一。
某某某的堕落轨迹从那时起就画好了起点——不是从收第一笔钱开始，是从替权力涂脂抹粉开始。
陆亦可把这份时间线整理成图表，贴在督查组白板上。
祁同伟站在白板前面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和名字，想起方守信说过的话——“我守了快二十年，就是在等这一天。”他还想起高育良在监狱里说的话——“我当年一个‘不想查’，后面跟着的就是一串案子。”
他们这些人的错误和坚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汉东过去二十多年政法系统最真实的一面。不是非黑即白的——是有的人犯了错还在挣扎，有的人被压了一辈子还在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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