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人名叫沈仲章，是北京大学研究所语音实验室的一名助教。而他的这些票据则是关于一批“居延汉简”的。在未发明纸张之前，古人主要是用竹片（称作竹简）和木片（称作木简）作为写书材料的。这些记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简是古代社会生活的记录，是现代人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但是它们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有的被烧毁，有的自己腐烂掉，流传下来的微乎其微。沈仲章介绍道，从1893年起，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根据倒卖古物的一批盗墓者的经历开始来到中亚地区，先后进行了5次探险与考察；接着，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也先后4次进入沙漠考察；此后不久，德国的柯勒克，日本的大谷，法国的伯希以及俄国的奥登堡等人纷纷率探险队进入我国西北边疆探宝。他们在吐鲁番，罗布泊，敦煌等地陆续发现了轰动世界学坛的古文化遗存，并大肆掠夺。无以计数的古文书，简牍，碑刻，壁画，雕塑等被捆载掠夺出中国的大门。占到大便宜的斯文赫定贪心不甘，去年春天，他在德国汉莎公司的资助下带领着一支探险队来到中国，企图同上次一样去中国的西北掠夺古物。他巧妙地玩耍利益的手段通过奉军参谋长杨宇霆，获得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许可，却未曾料到遭遇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北京大学考古会，清华研究院，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等在京的十几个学术团体自发地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在抗议北洋政府无能的同时，自行派遣代表与斯文赫定进行了十余次毫无妥协的交涉和谈判。最后斯文赫定怕动荡不安的中国环境恐生变数，终于答应了两方人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双方各设一名团长，旗下各有中方队员十名，瑞方队员十七名。1927年5月10日，考察团从北京启程，经内蒙到新疆，踏上了旅程。在考察过程中，经验匮乏，装备落后的中方学者们在黄文弼教授的带领下，尽管日夜兼程，奋力寻找，却只在罗布泊岸边发掘出一批数量不多，不足百枚的汉简。然而瑞典团员在贝格曼的带领下获得了惊人的大发现，他们在厄尔吉纳河畔的两汉保垒，台垒，边墙等烽燧遗址中发现并出土了大批的汉代竹木简，有万根之多，成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因为出土汉简的厄尔吉纳河在蒙古与甘肃交界的地方，古代属于居延海，东汉时曾在此设立居延郡，所以这一批竹木简就被这些学者们称为“居延汉简”了。“居延汉简”大半是有关兵器，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属于中国边塞生活的真实记录。其中有《尚书》、《仓颉篇》、《牛子》残篇以及诏书、律令、檄书、信札、医方、日历、符咒等等，这些东西不但能补漏文献之不足，还能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极具学术研究价值。今年三月，西北考察团结束了此次考察，返回北京，贝格曼等瑞典籍人员希望将自己发现的居延竹简带回国去考释研究，就在这时，以刘半农、马衡等为首的一些着名学者知道倘若瑞典人的计谋得逞，那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将永远流失他乡。于是这些学者通过报纸，演讲，游行等手段发动社会舆论的力量给张作霖政府施压，正巧奉军高层不知和西方国家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什么利益纠纷，北京总警方面配合中国学者留下了这批文物。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上个月，正当条件简陋的中方研究团队通过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解决了经费问题时，奉军在华北的势力濒临瓦解，政府内部传出了张作霖要撤往关外的消息，一时间北京城陷入了不亚于当年八国联军进犯时的混乱与动荡中。西方的古董贩子接下斯文赫定的这单生意，他们买通了早已失去纪律性忙着捞钱的官员巡警，对一直保护和重视这批居延汉简的中国学者施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恐吓甚至迫害。没办法，秀才拗不过兵，可是老一辈的文物工作者又不忍心将这样绝迹的珍贵历史文物葬身于外夷，这才死里求生，让这位脸生的年轻西北考察团理事会干事在一个夜幕的掩护下携着居延汉简出逃，准备将其送往香港，在那片相对安宁的地界希望国宝可以留存下去。这位年轻的干事名叫沈仲章，他临危受命，连夜带着两个大铁箱奔赴天津，坐上船后准备取道上海之后直奔香港。然而到了上海码头后，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里搜查异常严格，对所谓的可疑者先是一顿拳打脚踢后再拉上车被带走。而旅客登船前都必须打开所带行李，逐一排查。沈仲章见状，知道硬闯不可行，只好回到上海市内再想办法。这时候他恰巧碰见了一位曾经在北京与斯文赫定谈判的文物学者，在他的帮助下，沈仲章找到一家瑞士人办的波利洋行，专门做代客托运货物的生意。因为他挂着中立国的招牌，所以托运的货物一般不接受检查。于是沈仲章取来两个大铁箱，交给洋行老板，办好了托运到广州的手续，因为此时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不在瑞士人的业务范围内。由于托运距离实在是很长，再加上通信不便和接交安全的问题，洋行老板一再向沈仲章强调，到了广州，他的洋行只认票据，不认人。所以刚才沈仲章才在盘查时不愿摘下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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