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启时情况依然如此，比如仅各地给权臣魏忠贤修建“生祠“所费白银即在几百万两以上。
即使所谓低税的商户也并未有什么可乐的。
明朝商人地位低下，明中叶后统治集团为了购买消费品，政府强迫城镇铺户编入“市籍”，承担“当行买办”摇役，将其经售的商品卖给官府。官府依仗权势，从商品价格、货物交纳、货币支付等各个环节，刁难勒索铺户，使铺户破产(《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如应天府铺户，“占籍未及数年，富者必贫，贫者转徙”。北京“有数万金之家，一挂‘四司’铺户，无不荡产罄黄”。统治集团消费与商品经济联系加强，同时也加深了商人的苦难。
统治集团消费的恶性膨胀，必然会导致劳动者消费状况的恶化.
一方面，它把财政收入用光吃光，毫无生产性积累，从而影响了社会扩大再生产，限制了生财之道。另方面，统治集团消费恶性膨胀，财政支出口子越开越大。这是造成了大明中期以后财政危机逐步加深的基本原由。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统治者生财无道，加派有策。但这是饮鸠止渴，其结果只能造成消费膨胀—财政危机—赋税如派—社会矛盾尖锐恶性循环的社会问题。在这恶性循环中农民受害最烈。
明末农民战争能以“不当差、不纳粮”、“均田免粮”口号，动员起千百万农民群众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明代统治集团腐朽性消费恶性膨胀的产物，也是对明代财政分配制度的否定。
嘉靖后期何良俊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已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这是当时人的说法，没理由不信。
从明代财政收支的主要机构大包银库的记录来看，明晚期太包银库岁入白银是呈上升的趋向，如1570年是230万两，1577年增至440万两，以后的40年保持稳定，每年平均约在300万一400万之间，1618年是600万两，1630年增至900万两，1631年增至1220万两，1639年增至2000万两，1642年增至2300万两。
这种持续不断的增长，也应归功于明后期“一条鞭法”的逐步推广，以及名目繁多的加征，加派;
70年间税收增加近10倍，要知道这时期明朝人口趋势是减少，也就是是说纳税人口减少而税收增加10倍，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明朝的灭亡和税收的关系了。
而且，明朝武宗时期刘瑾的家产，大概是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也提到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既然十倍于明代岁收入的财富能够被刘瑾大贪官据为己有，当朝皇帝要搜刮到同样数量的财富，难道会很难吗？
这些金银珠宝出自哪里？难道不是出自于百姓身上？！！！
于是我们大抵明白，明朝时期的一年赋税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全部年收入”，甚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百姓所承担的压力，也绝不仅仅是法定的税赋和劳役而已，否则也不会有人说：“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
所谓“赋税低“完全是虚幻的假象。
朱祁钰之前为什么要连发两道圣旨大赦天下，因为一道是免了法定的税收，另一道则是同样繁重的徭役，就是因为这本就是两档子事。
所以，不要相信电视上看到的所谓的大赦天下免税三年什么的，那不过是免去了其中的一道税，还有另一道没有免，而且因为免了第一道正税，役税或许更加繁重。
不然，朝廷哪来的那么多钱作为一年的各种开支消耗用度去。
朱祁钰也想一步到位，将徭役彻底废除，但是现阶段还不行。出钱雇佣百姓代替徭役早已经悄无声息的开始了，这种事情只能慢慢的引导，慢慢的去做，去改变。
一下子彻底废除，以现如今大明的财政状况，还不足以让他这么做。
不过，随着大明国力的逐渐恢复，各种改制措施的初见成效，在三年免徭役之后，或许就可以直接废除徭役了。
至于农业税，还真的不行。
或许，真的要等到工业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上才行。不然，贸然废除农业税，可就是弊大于利了。
农税和徭役地方官员可以上下其手的地方不少。
商税更是重灾区。
在明朝，各级官员都将商人看作是一块肥肉，都想啃一口，行商所到之处都要交税。有时候，对商人的税收几乎达到了规定的数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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