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早朝，袁嘉升乘坐龙辇自寝宫行向皇极殿，准备与群臣商议给孙传庭捐助兵饷之事。
明末流寇肆虐，筹集兵饷是一件极为紧迫之事。不仅是孙传庭，吴三桂等诸将手下将士很多也是少的五个月，多的十来个月没有发饷，军心不稳。因为“士农工商卒”，当兵的在明朝是没社会地位的。尤其明末乱世，从军的人，大多是为了可怜的军饷从军——有了军饷，他们的家人才有可能不在饥荒等灾中饿死。此前就经常有边军数月没发军饷，导致哗变或投降满清。
袁嘉升对筹集军饷的事很重视，一大早就兴冲冲赶往皇极殿。皇极殿是明朝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所建，落成初名是奉殿，到嘉靖四十一年，改名皇极殿，是紫禁城里最重要的宫殿之一，也就是民间传的“金銮殿”。一般只有涉及大明社稷安危的大事，比如子大婚、册立皇后、出征仪式等皇帝才在这殿中举校袁嘉升第一上早朝，就选择在这里会见群臣和皇亲国戚筹饷，目标是一百万两饷银，这是关系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袁嘉升和御马监总管太监高起潜等几位内侍到了皇极殿，竟然发现大殿内又空荡荡的，一个大臣和外戚都没有来！
袁嘉升一身黄色衮龙袍，一个人坐在高高的龙椅上，面色铁青，一言不发，旁人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愤怒：大臣不知亡国恨，亮了还不上早朝！
见崇祯的脸色不太好，身边的高起潜赶紧上前道：“皇上稍等片刻，老臣这就去命人再鸣钟鼓。”
在紫禁城午门正中门楼两边，分别有两座阙亭，里面放置了一皮鼓和一铜钟。平时早上只要鼓响，长安门的左右两门就开了，百官步行进长安门，经街，上金水桥，入承门，继而进午门，到皇宫大殿上朝。等到百官都进殿站好，就鸣钟关闭长安门！这桨鼓严肃班，肃班鸣钟”。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钟鼓齐鸣”召集大臣！
高起潜上前请示“再鸣钟鼓”，意思是要钟鼓齐鸣召集众臣。袁嘉升一挥龙袍的袖子，道：“今宣诏之人，定要全部到齐，否则钟不歇，门永不闭！”
于是，午门两边的钟鼓突然齐鸣，经久不息。那些睡过头或准备不上朝躲避筹饷的大臣们终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急忙夺路狂奔赶来皇极殿。
晚明时期的文官多住西城，在大殿上却站东边；武官们多住东边，在大殿上却要站西边。原来一般都是大臣比皇帝先到大殿，赶到之后，走到对面各就各位。那，袁嘉升早早上朝，在大殿坐着，脸色铁青，窝着一肚子火，文武百官自然不敢大摇大摆在大殿上走到对面去站班上朝，否则是对皇帝大不敬，皇帝一生气，有可能找个大不敬的理由就把他们砍了——这样的事，以前崇祯也经常做。
想当年，魏忠贤号称九千岁，权势滔，嚣张跋扈，也被崇祯不动声色干掉了，所以群臣对崇祯还是心存畏惧的。他们到了皇极殿，不敢正视发怒的袁嘉升，在地上匍匐前行，像狗一样爬到对面，然后再直起身子上朝，等候袁嘉升的指示。
到了中午，终于站班的朝臣和征召的戚官全来齐了！袁嘉升严厉的目光扫过殿中的群臣，落在户部尚书倪元璐身上，故意厉声问道：“倪大人，今筹饷乃是头等大事，户部原来为何迟迟不给孙传庭拨付军饷？尔等是要欺君吗？”
户部尚书倪元璐赶紧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道：“皇上明察，国库仅有区区四十万两银子，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一听国库里没钱，袁嘉升语气稍微缓和，对群臣：“众位爱卿，现在国家有难，国库又空虚，诸位世受我大明皇恩，还望能解囊相助啊，朕今日想筹集一百万两军饷！”
明朝大臣的俸禄，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朱元璋时候父母死于饥荒，与当时的贪官有直接关系，所以明朝给官员定的合法俸禄很低，明朝着名的海瑞当年为母亲祝寿，买了两斤肉都立时传遍官场。明代皇帝对最赏识的大臣和勋戚们赐银两也低，到三百两就是奇闻了，万历皇帝的老师张居正在家乡盖房，他赐银一千两就被时人称“其数已太多”！崇祯不久前给来进京勤王的平西伯吴三桂发一千两内帑，他自己也认为已经是大的恩赐了！
在过去，崇祯皇帝也一向幻想大明官员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即使俸禄微薄，也会不计私利，为朝廷卖命。所以崇祯给大臣们念叨节俭，灌输廉洁奉公的大道理。今袁嘉升又让他们捐军饷，多达一百万两之巨，殿下的群臣纷纷窃窃私语。
新任内阁首辅魏藻德那来得早，一泡尿在裆里憋不住了，便第一个站出来表态：“皇上，非臣等不想捐饷，只是臣等平日俸禄微薄，上有高堂，下有妻儿，实在没有余钱！”
完，魏藻德还给袁嘉升展示了一下他官服里那一件打着补丁的内衣。
魏藻德，是崇祯皇帝刚选拔的新任内阁首辅大臣，他一话，群臣和皇亲国戚们纷纷附和，“是呀，我们俸禄这么低，养家糊口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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