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戏言，叫做“炒房兴邦，实业误国”。
如果把这句话放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其实还有那么几分味道。
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后采取的措施，有些效果良好，有些却乏善可陈。
效果良好的有基础设施建设，从1998年开始，中央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建设国债，专门提供给地方建设项目。这意味着什么？地方政府上马一个项目，根本不缺启动资金，银行抢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相当惊人，地方政府可以放开手脚跨越式发展，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繁荣。
这种模式，放到二战之后的欧美国家肯定不行，必然造成“挤出效应”，导致私人投资和支出下降，并且市场利率也会上升。但中国有特殊制度，特殊国情，特殊时期的经济环境，连续这么搞了好多年，“挤出效应”几乎没在中国出现，市场利率不升反降。
所以当时有那么多西方经济学家唱衰中国，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规律，怎么推算都感觉中国经济要崩溃。
但在拉动内需和增加民间投资方面，中国政府的努力收效甚微。
连续降了好几拨存贷款利率，老百姓还是不太愿意消费，把大量资金都存在银行里面。这些钱根本贷不出去，因为出口受限、内需不足、竞争加剧，好多行业都发展困难，私营企业家的投资变得越来越谨慎。
这就造成一个现象——
90年代初期和中期，私营业主贷款比登天还难，得走关系，甚至是行贿，才能从银行拿到贷款。而到了90年代末，银行求着你来贷款，但凡有点名气的企业，办抵押的时候审查完全走过场，甚至有人空手套白狼贷出十几亿。
私企成了惊弓之鸟，投资谨慎不贷款怎么办？
那就发展房地产！
于是，炒房兴邦的时代来临了。房地产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从银行大量借贷修房子，国家进行政策扶持，彻底放开房市交易限制，老百姓争相掏钱买房。嘿，这样一来，银行的沉淀资金被盘活了，内需也被拉动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简直……完美。
这种情况有利于特殊阶段的经济发展，在2004年以后就该政策控制，因为那时内需已经被拉起来了，民间投资也热起来了，不需要再靠房地产行业来推动。
可刹不住车啊，猛兽一旦被放出来，就很难再关回笼子里面。
……
市长办公室。
黄运生在房门打开的瞬间，就笑盈盈站起来，走几步过去跟宋述民握手：“宋老板，久仰久仰，今天终于见面了！”
“不敢，”宋述民笑道，“作为一个容平市的普通市民，感谢黄市长为容平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不敢居功，”黄运生说，“快请坐！小田，把我珍藏的碧螺春拿出来。”
田秘书奉命泡茶去了，黄运生和宋述民聊得起劲，那热络的样子，就像两个多年未见的老友久别重逢。怎么都看不出来，当年宋述民就是被黄运生抓进监狱的，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流。
宋述民拿出一沓稿件说：“黄市长请过目，这是我跟犬子一起做的发展规划。拙言浅见，贻笑大方，还请斧正。”
黄运生颇为好奇的打开这份材料，入眼便是“容平市未来五年交通发展建设规划之建议”。这玩意儿应该市政府来做才对，居然被一个私营老板拿出来，怎么都显得有点滑稽。
不过宋述民在监狱里面，就给黄运生递过全市工业发展思路，现在只谈交通发展也不算什么。
“宋老板请稍等，我先拜读一下。”黄运生非常重视。
这份材料，开篇就谈容平市的交通区位劣势。走水路可以进长江，但只适合吨位非常小的船舶；走铁路可以内通省城、外接贵省，但速度太慢了，而且车次也不足。只有兴建高速公路，才是打破容平市交通瓶颈的最优选择。
如果只是这些，那就没什么稀奇的，谁都想修高速公路，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接下来就是论述中国经济形势，并讨论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得出中央必然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的结论。
黄运生迅速浏览一遍，又重新翻回去细看，掏烟递给宋述民说：“宋老板，来一根。”
“谢谢，戒了。”宋述民摆手道。
黄运生自己点上烟说：“中央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这完全只是猜测。从容平修高速公路到省城，至少也要几十亿，再加上山区的难度成本，很可能上百亿。无论怎么规划线路，中途都要穿过两个地级市，这得跟其他市的领导达成统一才行。我做不了主，省里才能做主。”
宋述民笑道：“且不说谁做主的问题，中央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黄市长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
“看了你的文章论述，我觉得或许可能吧。”黄运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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