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建安五年七月末长安城内的这场骚乱，最终被定性为军事政变，主谋者乃是小天子周边最亲近的三名外戚，图谋对象乃是拥有绝对执政权的卫将军公孙珣，结局自然是因为有人告发而以外戚的全面失败告终。
事情的大略过程被写进了公文中，以七品官员可阅的权限发往河北九州，同时长安城内也贴出了安民告示，稍作安抚……公告内容合情合理，无可辩驳。
毕竟，全天下都知道这三人有足够的动机，而且董承这厮当日闹出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北阙大街上的血迹冲洗了四五日都还洗不干净，最后还是靠一场雨才勉强恢复了旧貌，长安城内士民百姓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更不用提，在如今纸张普及的情况下，有文化的官员们写日记的越来越多，书信也愈发频繁，而这次的事情作为五六年来长安城中最大的一件突发流血事件，长安城内许多官吏都在自己的日记里或送往挚友、家人处的信件中，提及到了此事……抛开关于出首者的疑问、王允与王斌的二选一、公卿与卫将军的对峙与妥协这些注定会因为立场而引起争议的东西外，绝大部分人都将责任认定到了董承身上。
没办法，谁让这厮只是个西凉兵头子呢？而且还败了。
不过，事情注定不会就此了结，该有的回响总是不会少的。
七月底、八月初，长安城内连续发布了大量的人事任命与调整：
明显是由于‘伐蜀’的需求，益州成都县出身的中散大夫赵谦登上了三公之位，补上了皇甫嵩离任后空出的司徒，并由其人主持起了针对蜀地官员的官方劝降工作……很多人对此艳羡不已，因为从讨董之后，长安政局格外的稳定，三公再也不是遇到一次地震便要离任的招牌官，偏偏长安城内渴望借此迈入公族的世族大臣们又很多。
毕竟嘛，此时的汉廷似乎也就是这点东西了。
除此之外，侍中刘诞，黄门侍郎盖顺、傅干，也明显是因为出身的缘故，纷纷被征入军中，参与预备‘伐蜀’之策，天子原本亲自参与选定的十二位近臣一时间空出不少。
这还不算，卫将军公孙珣以天子束发读书，不可缺近从之人为名，一面指定了刘虞、杨彪、士孙瑞三人为帝师之余，一面又强行为天子补充了四名侍中、侍郎，却清一色的河北出身，还有两个干脆是义从转业……至于其余二人，一个叫关靖，一个叫王门。
与此同时，卫尉公孙瓒因为董承之乱中的出色表现，得以加后将军，总领长安卫戍事、治安事、朝中纲纪事，考虑到之前分州之策后原本地位特殊的司隶校尉一职就此消失，钟繇也出任御史中丞，故公孙伯圭此时职责不问便知！
最后，公孙珣居然还以刘虞等三名帝师的名义，给天子下达了一个‘学习纪律’类的手册，要求天子不得擅自接见外臣，不得擅自索要非经书以外文书，不得擅自派遣宦官、侍从出入未央宫，便是召见侍中、侍郎等近臣，也要由虎贲中郎将京泽监管，并记录在册。
怎么说呢？
这些人事安排，和那个学习纪律小册子，不懂得人自然不懂，不知的人自然不知，可在真正的权力者眼中，卫将军清洗长安，或者说清洗天子身侧新兴力量的姿态未免太过直接。
当然了，董承一事算是让卫将军抓到了把柄，事到如今倒也不好多说什么……实际上，此时长安公卿中又兴起了另外一些传言，说是自古以来权臣行废立事之时多用年幼宗室，其实并不是因为天子年幼便于控制，而是说天子既然年幼则不免行事幼稚、急躁，容易露出破绽，然后被反制。
平心而论，这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只是此时说来未免有推卸责任的意思，尤其是此时天子的日子已经不好过到了极致。
想想也是，抛开什么学习纪律不谈，只从人伦角度来看，这位少年天子生下来就没了母亲，幼年又呼啦啦没了父亲、祖母、嫡母、哥哥，只剩一个舅舅、两个表哥算是至亲。而如今，好不容易长到十五六岁，成了婚多了两个姻亲，结果一转眼他舅舅就和两个刚刚认下的岳丈全家一起死掉了，便是仅剩的两个表哥也都坚持离去，死活不愿留在长安。
父族、母族、妻族俱丧，唯二亲人也弃他而去，宫中宛如监牢，所谓孤家寡人四字绝非虚妄之语。
这种事情，摊到一个普通少年身上说不定早就崩溃了，而这位少年天子能够在事发当日及时派出宦官发中旨营救（虽然失败了），事后又忍痛送走自家两位表兄，继而在随后的清洗中一直保持某种沉默，也只能说，真的如大家所言，其人确实聪明睿智，着实不凡了。
其实，事后数日内，面对着公孙珣屡次隔空下令，公卿们为了名正言顺，更是为了稳定人心，曾一再要求卫将军进未央宫见一次天子、视察一次尚书台的，最好再主持召开一次正式大朝会，以此来作出和解的政治表态。但这些请求，全都被公孙珣以‘事至于此，不忍见天子’为理由给否决了……这个借口，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并没有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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