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虽不像顺口溜里说得那样每天往炕上一躺，但确实要比赶马车强这是真的，最起码心里感觉好啊，统帅一样。整个庄子的大事小情，包括邻里关系，婆媳关系，两口子打仗，都得你出面摆平。该说的就说，该骂的就骂，俨然一个不懂法律的大法官，啥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观念去做出判断。听话的就罢了，对于那些不听话的，我完全可以公开的公报私仇，在分工干活的时候，指使他干脏活累活。当年我不乐意娶大兰，她叔不就是这样收拾我的吗？现在轮到我了，我也一样。
最主要的是当队长后，在外头吃饭的机会多了。比如说，去大队或公社开会，管饭；谁家有好事坏事只要请你出面，管饭；就是实在是没事，你随便地推开谁家的门，赶上他家饭熟了，蹭一顿也不是问题。要说那时的队长家比别人家过得好一点，好多少呢？就是省出一口人的口粮来。而我这个队长当得比我叔丈人滋润，就在于我没断过卷烟。我自己在外头划拉的那些不算，高伟得到的烟，也都打发孩子给我送过来了。他说他抽不了这个，一抽这个就头痛。
我当上队长后，壮牛和保管家的小保走得更近了。这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鱼找鱼，虾找虾，说媳妇还讲个门当户对呢？这两个小崽子在一起鬼混，可够别的孩子呛了。以前打了别人家的孩子，孩子们还知道找家长告状。现在可好，他俩打人家，边打边对人家说，我爹是队长，他爹是保管，你回去再告状，我爹和他爹一商量，就断了你家的口粮。那时的孩子，都被饿怕了，便没人敢来找我告状，我也算是消停一段时间。
春节刚过，社员们都在做着春耕前的准备工作。男社员都在忙着送粪，挑茬，打垄。女社员也都把种子分到家去，坐在炕头上挑选。在这一切基本就绪的时候，连年干旱的辽西，意外地摊上了一场透雨。这雨来得突然，猛烈，准时准点，整得久旱的人们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下午还响晴的天，到了收工的时候就阴合了；掌灯时，这雨就开始下上了；整整下了一宿，到了第二天早上，雨过天晴，阳光灿烂。我家当院冬天用来腌咸菜的小缸里的积水都快满了。
我当然是兴奋了，比别的社员更兴奋。那时的队长就和现在的家长似的，全庄子的男女老少再加上生产队里那群牲口，甚至是各家各户的耗子，都张大嘴看着你呢。早上分工前，我心潮澎湃，情绪激昂。我发表了一次类似战前总动员的演说，和大伙讲眼下该做的各项任务，告诉大家一定要恪尽职守，管弓的弓弯，管箭的箭直，力求打好春耕保苗这场硬仗。
社员们也群情振奋，分完工后，都迭忙地干活去了。一会的工夫，偌大的一个场院，就剩下了我、保管还有王木匠。我对保管说，去把盛农具的库房打开，把犁杖、滚子和点葫芦都拾掇出来，看看缺啥少啥，赶紧让王木匠准备，整利索点，明天开犁。
就在我刚把一切任务都布置完毕，回到队部坐下来准备抽棵烟的时候，保管风风火火地跑进来就嚷嚷，说你快去看看吧，库房失盗了。我一听就笑了，说，失盗？你这不是扯王八犊子吗？那个库房又不盛粮食，只有一堆破烂，有个鸡巴毛可偷的？保管看我没动地方，急得嗑嗑巴巴地说，你去看看，真的，十来副犁杖上的犁铧，连新的带旧的，一个都没了。队长，你不信你就看看去。
我一听这事可能是真的了，就噌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保管也跟着我往外走，边走还边不住地嘀咕，这可他妈的见鬼了，这库房的锁还好好的，里面的东西除了那些犁铧，啥也没丢。这个库房就我有一把钥匙，这钥匙一直在我手里，也没丢过，谁能进来呢？
我听了保管的话，突然产生了一个感觉，这不是失盗，要是，也是监守自盗，这事整不好就是你保管干的。可我转念一想，又基本排除了保管的可能性。如果是保管干的，整个生产队所有库房的钥匙都在他手里，他放着没数的粮食不偷，他偷这有数的犁铧，他傻啊？如果说不是他干的，那这钥匙在他手里，锁又没被撬，能是谁呢？谁能从保管那里把钥匙拿出来呢？
来到库房门口，保管停下了，他指着那十几副犁杖说，队长，要不咱就报案吧，让公安来帮咱查查，我也好对大伙有个交代，要不，我成啥了？
我听了保管说要报案的话，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说你报个蛋？多大个鸡巴事你就报案？这事还用报案？这不是秃头的虱子明摆着吗？钥匙在你手里，又没丢，门又没撬，不是你干的也是你们家里的人干的。你不回去问个明白，你还张罗着报案？你愿意报案现在就去报，看到时候公安来了，抓他妈哪个王八犊子？
保管听了我的话，他说不能啊，我们家里没人偷犁铧，要是他们偷回去我也能看着。这东西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谁偷它干啥？再说了，我们家这几口人你也知道，我爹妈都那么大岁数了，你就是给他们，他们也搬不动；我媳妇那人，自己家的钥匙她都分不明白哪是哪个，让她来开库房的门，你就是给她钥匙，她也开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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