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是东汉末年的歌谣，这是对察举制的最沉痛的揭露，这是对面试作弊最尖锐的讽刺。察举制“是经过公卿、列侯、刺史、郡守、经过考察，将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荐出来，供朝廷直接任用或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再加以任用”[5]。察举制的考核从地方到朝廷主要依靠面试，作弊表现在三个方面：1、标准模糊，容易操作。汉察举制主要选拔如下几类人才，简要标准随后：①贤良、方正、文学对策：有品有学有策略；②孝廉：孝子和廉吏；③秀才：优秀人才；④明经：熟知经典，晓畅经学；⑤明法，通晓法律；⑥勇武知兵：勇武有节，晓知兵法。上述标准中，如孝、廉、优秀等，皆为定性判断、难以量化，判断的弹性很大，标准是模糊的。由此，操作的空间比较大，主要因为：①考官对标准的理解，出现偏差；②人情压力、利益诱惑；③主观故意、欺瞒弄权。2、权门操纵，所举非人。两汉察举权掌握在少数高官贵戚手中，帝王下诏，公卿和郡国守相按要求察举，缺乏指导监督，理解有误、所举非人时常发生。加之人情利益、欺瞒弄权等，于是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权门操纵举望族，士人高才仕无门。导致政治生态一步一步恶化，一些正直负责任的察举官员，难容于当时。史弼，桓帝时任河东太守，因为拒绝了权宦侯览所荐之人为孝廉，就遭到诬陷，险些送命。黄琬，灵帝时的五官中郎将，因为在察举中秉持公道，得罪了权贵之人，于是被诬陷为朋党，并且被禁锢失去自由二十多年。3、弄虚作假，伪诈公行。察举标准最模糊、弹性最大的是：孝廉。孝：孝顺亲长；廉：廉能正直。由于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居家孝、出仕廉，孝廉成为察举制常科中最主要且最重要的科目，汉武帝时形成制度，自此之后，无特殊情况，每年皆举。孝廉：几乎每年都举荐，主要且重要、而其察举标准又最是模糊。考官腐败、权门操纵之外，考生的作弊表主要现为：作伪，沽名钓誉，最成功就是许武。许武，父早亡，教养两弟。他被举孝廉后，想让两个弟弟也成名，于是，把家产分为三份，武自己取最好的一份。两个弟弟因此得克让之名，都被举荐成功。之后，许武会聚宗亲，当众宣布他使两个弟弟成名之本意，并把自己增长了多倍的财产，全都分给了两个弟弟，他也就获得了更大的声誉。第一次偏分家产，让两弟成克让之名；第二次加倍返还家产，他还能获得更大的声誉。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许武是高手，整个孝廉制度的漏洞都被他找到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许武找漏洞的能力、作秀的水平，成功的超越了禹的表现，最起码，武没有禹方便。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说的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士的主要制度”。从内容上说，主要有三条：1、设置中正是关键环节，2、品第人物是中正官的主要职责，3、中正评议结果是选拔依据。[6]创制之初，品评人物的标准是：“门第+才德”，两者并重。但在施行过程中，道德与才能逐渐被忽视，家世标准则越来越重要，到后来成为唯一标准。受其制之害甚深的诗人左思，对此制的评价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阶层固化。为什么这样？因为品评的标准是：“门第+才德”。门第是客观的，才德则需要考核。当考核权牢牢地握在中正官们手中时，必然会出现为了自己的利益选人或自己选自己人：品评人才的中正官大多由二品官员担任，被评为上品之人才也就多出自二品以上的大族，被评为上品后往往出任高级官吏。如此，时间稍久，官吏的选拔权就形成了垄断，逐渐被世家大族所独占。虽九品中正制较察举制有了权威的面试官，然而用一种面试制度代替另一种面试制度，其面试的本质未变，效果自然相差无几。中正这个权威的面试考官，果真能靠得住吗？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翻翻历史。才德与门第相比，中正官做裁判，越到后来，才德越处下风，因裁判是门第家的。
当今大规模高利害有面试的升学与就业考试中，一般采用“笔试+面试”的模式，面试在后，权重较大，在有的考试中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更有“申请审核制”，依靠面试。面试到现在就可靠了吗？不完全绝对可靠，甚至可以说不可靠。比如说：尹晓敏认为，升学考试高考之自主招生的面试环节“可能沦为腐败通道”，“自主招生的面试为权势子弟上大学打开了方便之门”，“自主招生的面试环节必将滋生‘关系生’、‘条子生’”。以上表述，是对自主招生之面试环节的“清醒认识”[7]。再比如说：在就业考试之公务员考试中，“据历届参加考试的学生说，最怕、最担心，感觉里面最黑的就是面试了”，“这种面试背后的黑箱，还是相当地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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