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制、察举制证明面试容易作弊，九品中正制证明专职的面试官专业作弊。直到现在，凡有面试，就有怀疑。若要释疑，请用笔试复试。
二、复试请用笔试
复试用笔试，可使考试更公正，笔试为什么可以？从考试的历史来看：阳嘉左雄改制救察举制之弊，用的是笔试。九品中正制衰亡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是科举制，以笔试为主。从理论上说：1、笔试因试卷是客观存在的，作弊要付出代价；2、笔试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有了糊名、誊录等制度，评价者难以识别考生试卷。
科举考试以笔试为主，应该没什么异议；察举制有笔试，不太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需要解释一下。我们所习知的察举就是察而后举，先考察再举荐。考察，应当属于广义的面试，好像和笔试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察举制之始就有笔试。察举始于汉文帝，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首次采用对策的方式进行选拔。对策，需要以上书的方式，可视之为笔试。汉武帝时察举制比较完善，其中，举贤良对策成为定制，笔试趋于常态化。“光武中兴，察举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重要表现就是由只举不试或偶尔一试到所举皆试；由一次考试定优劣到初试、复试、再试相结合；由公卿举荐和一般官府考试到专门官府考试”[9]，这里的考试，我们认为主要是笔试。汉察举制不仅有笔试，而左雄改制，把考试提升到了较高的位置上，使笔试具有了决定性的作用，以纠偏救弊。
察举制的关键环节是推荐人的考察与举荐，此环节以面试为主，衡量标准具有弹性，权在作为面试考官的举主。举主若公正无私、品才有方，则能慧眼识人、选贤举能；若私心过重、不看才德，则任人唯亲、不辨贤愚。由于察举制权在举主的漏洞，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利用。能利用者，肯定不是寒士平民。到东汉顺帝时，其制流弊严重：贵戚操纵、权门请托、贿赂横行。致使所举非人：鱼目混珠、良莠不辨、忠奸难分。
针对面试衡量标准的弹性，为了改变考察举荐之风“以美风俗”，时人左雄建议在察举之后加上有客观标准的笔试：初试+复试。初试在各公府，“先诣公府”，考察基本功：儒生考儒家经典“诸生试家法”，文职官吏考公文写作“文吏课笺奏”，复试在御史府所在的端门“副之端门”，以其才能之虚实进行选择“练其虚实，以观异能”。顺帝接受了左雄的意见，在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十一月下令：“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阎步克认为“考试制度的建立，则是阳嘉制的中心内容”[10]。我们认为，这个考试制度是：考察+举荐+初试+复试。“考察+举荐”以面试为主，“初试+复试”以笔试为主。阳嘉考试制简化一下就是：面试+笔试。“考察+举荐”的过程，其考察属于非笔试，根据我们的考试概念，归于面试；或许还有一些简单的笔试等，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所以说“考察+举荐”以面试为主。“初试+复试”是以笔试为主，因“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而断定。“文吏课笺奏”，“文吏”是文职官吏，由“‘课笺奏’就不止是一般的文书写作，还有提供案例使之依法判断结案之意，所以又称‘结奏案’。”可知，“课笺奏”是特殊的“文书写作”，是笔试。“诸生试家法”有笔试，或许还有面试。比如说，默写或对策是笔试，而背诵或讲解则是面试。“阳嘉元年建立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制度。把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考试，作为认定居官资格的手段。对之，我们称之为‘以文取人’”。“试家法”与“课笺奏”同属“以文取人”，同属“专门知识的程式化考试”，又“在顺帝阳嘉以前，汉代选官中就已经存在着射策、对策、史书之试、笺奏之试等考试选官之法”，考试是“具体知识的测验程序”，这个以文取人的专门知识的程式化考试，应该就是笔试，或者说“诸生试家法”之“试”就是笔试[11]。可以推断“试家法”考试的形式肯定有笔试，但我们不能排除有面试。所以说“初试+复试”是以笔试为主。
由于端门复试有选择“练”，选择的标准就是笔试“以文取人”，儒生之通章句者，文吏之能笺奏者，乃得应选；则必有落选者。左雄改制次年，“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复试录取的比例是很低的，大部分落选，还连带十多个面试考官被降官免职。“东汉和帝以后，孝廉以口为率每20万人举一人，年举孝廉约228人。而这次察举仅仅录取30余人”。察举用考试复试的新制度被左雄严格执行，并因此而产生了震慑性作用。“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12]新制度使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察举的管理，地方官在严格管理下不敢再谬举。左雄严管下的这种“面试+笔试”的阳嘉选才模式，由于严管，确实可以保障优秀人才得以选拔。既有面试，又有笔试，可以说是较全面的衡量选拔模式。左雄在职，保障有力，笔试可以制约面试的随意性，面试可以全面考察人才的品行才能，笔试面试二者结合，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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